黄益平：以金融改革、开放、创新支持新发展格局 -凯发官网首页

当前金融体系已不适应新的发展形势

谈及新发展格局，金融肯定是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回顾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历程，在40年前刚刚开始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中国只有一家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它既作为中央银行，也作为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当时占全国金融资产比重为93%。当时我们搞计划经济，对金融中介的需求比较少，但从1978年至今，我们已建立起一个比较庞大的金融体系。

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有三个比较突出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是规模比较大，无论是从银行还是从资本市场市值来看，中国在全世界的排名比较靠前，其中的一些商业银行在全世界也是名列前茅。第二个特征是管制比较多，我曾经做过1980-2018年中国的金融抑制指数，2018年的金融抑制指数为0.6，这说明我国过去四十年来确实是在走市场化的道路。但是0.6这个数据与世界各国相比还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和其他所有国家相比，我国现在对金融体系干预程度相对比较高。第三个特征是监管比较弱，我国有比较庞大的金融体系，但是在对风险识别和风险处置上还存在一些潜在的问题。简而言之，当前金融体系的三个主要特征为规模大、监管弱、管制多。

这样的体系虽然不够理想，但却在过去40年来支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前30年中国年均gdp增长接近10%，前40年年均gdp增长也超过9%。所以在支持增长方面似乎没有遇到很大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过去增长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成本特别低，技术要求不是很高，只要产品能生产出来，就能卖的出去，对风控要求不是特别高。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是值得肯定的，虽然它存在较多的政府干预，但它可以在一夜之间把储蓄转化为投资。

另外，金融体系也保持着稳定。过去40年来中国可能是唯一一个没有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的主要新兴市场国家。

我国支持金融稳定主要通过两个手段：第一是政府兜底，第二是持续高增长。政府兜底的好处是，即便出现了问题，投资者和存款人也不会在短期内丧失信心。持续高增长的好处就是看到了问题采取措施，把流量控制住，存量可以慢慢消化，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在发展中解决问题。

最好的例子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国内银行平均不良率超过了30%，一些国外专家把我们当时的银行称为技术性破产，实际上从资产负债表来看已经是资不抵债了。但是我们没有发生挤兑，因为大家相信只要政府在，银行不会倒，所以我们后来有时间重组、改革银行体系、处置不良资产。当时碰到较多问题的大型银行，其资产负债表现在已经比较稳健，在全世界都排得上号。简而言之，政府兜底和持续高增长是我们过去支持金融稳定的有效手段。

现在的情况是，这一套金融体系的有效性受到了一定的影响。最近围绕金融改革经常讨论两个问题，一个是我国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够强，具体来说就是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问题，另一个是普通老百姓投资难问题。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国经济从过去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变成现在创新驱动型的增长。

改革开放之初，我国人均gdp为200美元，是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如今已经超过1万美元。成本的提高对竞争力和产品质量提出更高的要求，必须不断提升生产力，提升产品质量，在市场上才有竞争力。成本提高了必须要靠创新的支持，未来我国对创新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过去这套金融体系支持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没有问题，下一步再持续用这套金融体系来支持创新驱动型的增长可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地减弱。从边际资本产出率来看， 2007年这个指数是3.5，也就是说每生产一个单位的gdp需要3.5个单位的资本投入，2019年这个指数已经上升至7，也就是说资本投入要求已经翻番，反过来也可以说金融效率其实是在不断地下降。

另外一个问题是金融稳定的问题。过去金融比较稳定，现在感觉系统性金融风险在不断上升，回顾过去五六年发生的一些事情：2015年股市回调、外汇市场动荡，2016年高负债率、杠杆率受到全世界关注，2017年国内理财产品、影子银行引发担忧，2018年地方债问题被重点关注，2019年出现一批中小银行资产负债表风险，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p2p平台清零，我个人对今年下半年区域性金融风险存在担忧。

总体来看，风险似乎在不断浮现。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是两个支撑金融稳定的要素在弱化。当金融体系的规模越来越大、复杂程度越来越高，政府不可能持续兜底；同时，我国虽然还在保持比较稳健的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已经明显下降。所以，下一步对监管的要求很高，监管需要及时识别风险、防范风险的积累，尤其是防止发生严重的后果。

从改革、开放、创新入手构建现代金融体系

基于当前情况，我国提出要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构建现代金融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对金融体系进一步改革、改造，使其能够适应支持新发展格局任务的要求。具体的工作内容有很多，下面我将会从改革、开放和创新三个方面简单概括金融体系方面的任务。

首先，改革要做的事情很多，最重要的，就是要进一步推动市场化改革。当前金融抑制指数为0.6，表明政府干预的程度在全世界而言还是相对比较高的，我们要进一步降低政府对金融体系运行的一些干预，过去这些干预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将来这个问题可能会变得越来越大。

具体而言，比如市场化的风险定价问题。政府监管部门每年都要求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增加贷款，因为中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占比越来越大，重要性越来越高，所以增加对它们的金融支持是必要的。同时监管部门要求金融机构不断地降低融资成本，降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我认为从长期来说是有些问题的。货币银行学里一个基本的原则是风险和资金成本要匹配，如果企业借款人的风险比较高，它的利率就应该高一些，如果其风险比较高，我们要求给它发放贷款，同时还要求降低对它的贷款利率，未来长期持续是有困难的。当然也存在一些市场化的方法来降低融资成本，比如通过宽松货币政策、加强金融部门的竞争、改善风控、财政贴息等，唯一不能长期依赖的就是行政要求银行不断压低贷款利率。在资金配置上也是一样，国企和民企之间怎样真正实现公平竞争，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民营企业在经济当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如果不能很好地服务民营企业或者中小微企业，将来的增长可能很难持续。

在改革当中还有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怎样改善监管框架。我国已经具备很完整的监管框架，但在一些领域还没有落到实地。比如前段时间一些中小银行出现风险，这反映出我们的规则出了问题。经济学里有个说法是，好的规则让坏人做好事，坏的规则让好人做坏事。如果规则本身不是特别健全，这个问题就会变得普遍。另一个突出的例子是p2p，当前p2p已经清零，但是从2007年p2p上线到2016年第一个暂行管理办法出台，p2p有9年的时间在野蛮生长，野蛮生长期间难免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今天总结经验和教训时，必须研究怎样更好地监管和防范风险。将来要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肯定不能再像过去那样依靠政府兜底和持续高增长，监管者必须发挥很大的作用。

其次，金融开放领域可以简单分成两类，一个是金融服务业的开放，另一个是资本项目的开放。过去几年，我们金融服务业开放的步伐在不断加快，未来还会继续往前走。“十四五”期间，值得期待的是资本项目开放的步伐加快，同时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这个大方向已经确定，但速度到底会有多快，在步骤上怎样平衡开放和效率稳定之间的关系，还是有很多功课可以做。但开放是至关重要、也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是创新。过去我们很多业务做不了，但是现在的经济活动对金融服务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就要求金融创新。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过去是要素投入型的增长，其实是粗放式的增长，只要学习别人的产品和技术，就可以开展业务。但现在对于学习的要求有所提高，对金融服务的要求也有提高，过去我们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也没什么问题，但确实是资本市场更擅长、更有利于支持创新，所以我们需要在金融结构上创新，发展更多直接融资，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同时在风控方面，我们也有很多具体要做的创新工作。中小微企业现在在中国经济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政府一直要求改善其服务，但对很多银行来说，为中小微企业提供融资服务遇到的困难有两个，第一个是获客难，第二个是风控难。怎么找到中小微企业，怎么对它们进行信用风险评估，这需要创新。我们当前存在的一些创新，比如数字金融领域，利用大科技平台获客，积累数据，然后对其做出信用风险评估，确实走出了一条好的路子。

总体上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是一套非常独特的金融体系，这套体系在过去40年（起码前30年）支持我国的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是非常有效的。但现在形势发生了改变，这套体系在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和对金融稳定的支持方面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我们的金融体系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和创新继续往前走，构建一个现代金融体系，这样才能更好的支持经济可持续增长，支持新发展格局。

我分享一点对陕西金融改革、开放的看法。在“十三五”期间，陕西的金融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陕西过去五年金融业的增加值年均增长12.2%，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从原来的6%多一点到现在超过8%，说明陕西金融业也在持续的发展。根据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的排名，西安在全国金融中心排名是第11位，在西部地区排第3位，是一个中流水平的金融中心。另外，西安的金融结构还不太平衡。西安的人民币贷款占社会融资总额的比重为85%，超过了全国的比重，总体来看西安的融资对银行依赖度很高。

陕西金融发展下一步到底怎么走？我的建议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完善地方金融服务体系，提高金融实力。当前还是存在一些空白地带，一般说空白地带，很多人认为是上市公司不够多，当然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是更好的，但我更多看到的是在征信方面的空白。现在全国都在发展民营银行、互联网银行，但在西安没有看到。并不是说每个城市都要搞成小而全，而是说在这些领域里可能有一些业务将来需要改善。在支持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方面，广东、浙江、江苏、山东都建立了金融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把已有的数据全部打通联系到一起，包括税收、公安、社保、房地产、水电费的信息全部汇集到一个平台，中小微企业可以到平台上申请贷款，同时平台给银行提供授权，银行可以到这些系统查询企业的数据，再结合银行自己的信息做信用风险评估。这个办法好就好在它不需要再去构建一套所谓的大数据或者大平台，社会上已经有很多数据，如果能很好的整合起来，可以大大开放对中小微企业融资进入的门槛，这是值得借鉴的一个做法。

第二，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型增长，陕西西安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西安应该是一个科技研发中心，西安的科技力量是很强的，但我也听到有评论说西安的初创研发支持效果比较好，但是落地的产业比较少。这背后是什么原因？是需要产业基础，还是产业工人，还是需要适当的金融支持能力？问题肯定是多方面的，起码在金融方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工作和调研。

包括陕西在内，过去金融主要以银行为主，现在需要以创新驱动产业的落地，把金融服务做的更好。除了看直接融资，银行本身也可以做很多业务模式转型。过去简单的看法是，国家科技水平提高要有资本市场的支持。但客观上讲，世界上也有不少国家金融体系以间接融资渠道为主，同样推动科技走到了经济技术的前沿，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德国和日本。英国和美国是资本市场主导的金融体系，德国和日本是商业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在这些领域有很多空间可以挖掘。我们要发展直接融资和资本市场，但其实传统金融机构的转型能更好的支持创新，能为支持产业链的落地发挥重要的作用。

提及产业链、供应链问题，中国数字经济在过去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出现的很多独角兽企业，但基本上都是在消费互联网领域，那么下一步产业互联网值得密切关注。将来经济走向高质量、高水平增长，产业互联网将发挥很大作用，还有5g技术、新基建也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此外，金融领域下的数字供应链金融、物联网、区块链等技术也能更好的直接嵌入到供应链和产业链中，风控可以更加有效，融资规模可以大幅提升，这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方向。

第三，西安的金融中心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关键是发挥其差异性的比较优势。西安要打造丝绸之路区域性金融中心，有很多工作可做，比如人民币国际化可能是“十四五”期间政策推进的方向之一，西安可以利用这一机遇。西安已经在跨境业务，包括资本项目、收入结汇、支付等方面进行了试点，可以借助丝绸之路中心的地位来尝试或扩大跨境金融交易。另外，欧洲班列对西安的影响非常重要。欧洲班列开通后，各种货物流、信息流，再搭上金融流，能够使得西安金融服务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有望成为金融开放战略前线城市。

黄益平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学术委员会主席、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本文为作者在第二届中国金融四十人曲江论坛上的演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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