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6次季度报告会快报通稿 -凯发官网首页

 “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36次季度报告会于2014年2月22日下午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万众楼二楼举行。会议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卢锋教授主持。

 本次报告会上半场主要讨论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有关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教授、国务院参事夏斌教授做了演说并回答听众提问。报告会下半场讨论近期国际国内宏观形势与政策问题，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黄文涛博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宋国青教授先后发表演讲并回答听众提问。下面摘要报告主讲人演讲内容，后续提供报告全文。

 易纲：改革开放的历程和理念

易纲教授在演讲中全面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制度转型的历程，重点介绍了农业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公经济对中国经济的贡献，以汇率市场化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代表的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过程的意义，并梳理了下一步贯彻三中全会决定要落实改革的部分关键领域，包括产权保护、要素市场价格改革、社会安全网完善等。

易纲教授首先回顾了改革开放36年来的历程。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两件大事对中国产生了历史性、长期性的影响，第一件大事是建立农村联产承包制；第二件大事是引入非公经济。这两件大事使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两件重大改革是中国取得30多年来伟大成绩的基础。

据易纲教授介绍，农村插队经历是他认识中国社会、理解激励机制的启蒙课，让他理解并相信人们的行为在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体制下有着巨大差异。插队时他发现农民对生产队大田和家里自留地的用心程度有着巨大差异：天黑收工后或者天刚微亮时农民在家里的自留地工作有限的个把小时，其单位产量是白天劳作一天的大田产量的2—5倍。曾代理生产队长的易纲教授思考过如何让农民像对待自留地那样去对待大田，但后来意识到从激励机制的角度讲这不可能。只有改变农村生产激励机制、改变吃大锅饭的体制，才能提高生产率，解决温饱问题。

农村改革是中国改革的起点，是中国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深刻基础。与80年代一样，近些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问题的，其中土地制度和农村激励机制仍是改革核心。80年代的农村改革至今仍是观察中国农村制度改革、理解经济制度和激励机制对人民行为影响的重要参考案例。

除了农村改革，改革开放的另一件大事是引入非公经济。非公经济在中国的引入包括外国资本和国内私人资本两条主线。改革开放最开始的立法有很多关于外资引进，比如改革开放出台最早的法律就是1979年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还有后来的《外资企业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中国引入外资的一个独特优势是我们有香港、台湾同胞和数千万怀念旧土、怀念中国文化的海外侨民，他们心系祖国，愿意回来投资，也容易和中国的劳动力、制度、文化更好地结合在一起。中国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快速追赶，实现跨越式发展，和成功引入外资是分不开的。

引入非公经济的另一途径是允许国内个体私人资本创业，使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这在改革开放初期并不容易。一个经典案例是傻子瓜子。从1980年的注册商标问题，到1983年的雇工问题（按马克思的说法雇工超过8人算资本主义剥削），再到1992年注册成立有限公司问题，傻子瓜子在十几年的时间里至少三次得到了邓小平的直接关注。突破性的案例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以傻子瓜子为代表的一系列突破性案例，才使得中国的私人企业坚定了信心，迅速地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以来，非公经济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显著提升了居民收入水平。2012年，非公经济吸收城镇就业近3亿人，占城镇就业人员的80%。非公企业还为国家税收做出巨大贡献，并且促进了技术进步与创新，创造了一批伟大的企业。

易纲教授指出，改革开放也是逐步建立健全现代金融体系、化解金融风险的过程。他以汇率改革和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为例进行了说明。汇率改革方面，1994年的汇率并轨使中国告别了外汇短缺，2005年7月开始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有效控制了基础货币投放，降低了石油、进口农产品、出国读书、国外消费等的国内价格，抑制了通货膨胀，提升了综合国力，使中国最广大的人民得到了实惠。人民币汇率升值确实给出口企业带来困难，但国家在积极想办法提高企业竞争力。汇率的升值总体上利大于弊，其改革成果说明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的道路，能够化解风险，使老百姓得到实惠。

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四部曲也是改革开放的亮点。亚洲金融危机时国外普遍认为中国国有银行已经资不抵债，在技术上破产。但之后几年，我们抓住历史机遇期，成功完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四部曲（选择有条件的国有商业银行实行股份制改造，加快处置不良资产，用外汇储备充实资本金，创造讨论上市），提升了银行整体价值，建立了现代银行体系，消化了系统性金融风险。试想，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完成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那么2007年后次贷危机、雷曼危机、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先后爆发，再加上近几年国内股票市场改革艰难，国有商业银行改革、上市会更加困难。

易纲教授指出，改革开放的理念是三中全会决定中提出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要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必须要保护产权。产权思想不是国外的创造，自古以来中国就有“有恒产则有恒心”的思想。市场经济要保护包括物权、知识产权、债权、股权等在内的各种产权，这是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最关键因素，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此说得非常清楚。不保护好产权，就没有市场经济的基础，就好比如果偷盗抢劫合法了，社会就会陷入混乱。

易纲教授指出，经过36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在产品市场上已基本实现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目前差距主要在要素市场上，包括劳动力市场、能源市场、资金市场和土地市场。最重要的要素市场是劳动力市场。城镇化、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障接轨、跨省转移等等，都关系到劳动力市场改革问题。能源市场方面，煤炭价格已经基本市场化，但是石油、天然气等的补贴价格导致大量浪费，价格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资金市场上，利率和汇率市场化还要进一步推进，要加快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土地也是重要的要素，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坚持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维护农民土地承包制的经营权，赋予农民更多的财产权利。

在改革的过程中要完善社会安全网，一个没有同情心、不帮助弱势群体的社会制度是没有希望的。改革要留住掌握各种资源的群体，包括具有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医学、艺术等人才，保护好他们的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本，让他们有能发挥自己优势的用武之地。

易纲教授最后指出，在我们政策的设计中，一定要给予最广大的人民，也就是中等收入群体以最大的关注，保护他们的利益应该是我们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只有早出晚归、辛勤劳动的中等收入人民不吃亏，形成正向反馈机制，只有将中等收入的群体不断做大，建成公平稳定的“橄榄型”社会，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向着发达国家和法制社会方向不断前进。

夏斌：经济转型中要坚持“市场出清”原则

夏斌教授以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我国当前宏观经济形势可能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他从宏观短期矛盾的分析入手，指出现在的问题是一些长期积累的深层矛盾的反映，指出除了运用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还需要以市场出清的方针为指导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调整要注意的四点策略。

夏斌教授首先指出，当前宏观经济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既不是通胀和就业压力，也不是外部因素，而是经济增速下降后的风险问题。中国经济增速下降，不是简单的经济周期问题，而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决定的。因此，必须承认经济增速放缓的合理性。如果通过宏观调控强行提高经济增速，只会埋下新的隐患。首先，中国过去的投资增速已不可持续。目前制造业投资已全面产能过剩，而基础设施投资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越发突出而缺乏资金，房地产投资也已经形成泡沫。这三方面因素决定了中国高投资增长难以为继。其次，消费也不能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尽管中央政府这几年采取了各种政策措施来扩大消费，但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从2000年的46.4%，一路下降到2011年的33.6%，2012年为34%。因此扩大消费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经济速度下降后，潜藏的问题就水落石出。从实体经济来讲，主要存在三方面问题，即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和地方融资平台。与实际gdp增速下降伴随发生的，是货币供应数量的正常化，而这更容易暴露经济运行存在的问题。第一个暴露的问题就是资金运转紧张。中国这几年兴建了很多项目，现在货币稍微紧张就出现问题，形成有些学者所说的本该破产却没有破产的“僵尸企业”，加大经济系统性风险。现在从地方政府、银行业、到老百姓，全社会都存在道德风险。货币回归正常推高了融资成本，加剧了债务风险。由于改革不到位，实体经济结构不合理，现在能够得到资金（或者说利率较高资金）的主要是两个行业，一是地方政府项目，二是房地产行业。大量资金需求通过各种各样的理财产品，在银行体系里以高利形式回流，推高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这进一步加剧了部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这也是现在货币供应不减，而利率却在升高的原因。

僵尸企业的问题不解决，该破产的企业和项目不关闭，就会挤压中小企业融资，挤压创新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发展。总量资金紧缩，既影响发展方式的转变，又在客观上加剧了资金的紧张局面和流动性风险。因为资金成本不断推高，内外利差越来越大，阻碍了资本项目的改革，反过来又影响国内金融市场正确信号的形成、影响发展方式的改变、加剧资金配置不合理的状况。经济增速实质性下降以后，货币回归正常或者保持不松不紧，就暴露出这些问题。

夏斌教授就如何破解当前困局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除了运用需求管理的短期政策，还需要以市场出清的方针为指导来进行调整，并提出了调整要注意的四点策略。首先，必须明确中国经济的出路就是改革。金融问题的背后主要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有问题，根源是整个经济运行有问题。因为有很多实体经济的问题没有解决，所以金融改革不可能走得很快。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要解决当前的资金问题，核心首先必须明确出路就是改革。

其次，要清醒的认识到，不管是何种经济体制，如果一个经济体的运行依赖过度需求和投资，那么经济运行就难以支撑下去。支撑不下去就要进行调整，因为市场经济是通过危机来解决问题的。要把前几年的过度投资所带来的副产品解决掉，就要有市场的优胜劣汰的机制，这也是改革开放35年来最基本的规律。所以不能再让那些低效的经济主体占用有限的经济资源。当前的情况下要有清醒的认识，把经济理顺，关闭一些企业，否则经济无法运行，改革无法深入。

再次，社会要稳定，改革要深入，要保证市场出清。第一，要有底线思维。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这是一个国家保持稳定的底线。只有市场出清才能纠正扭曲的资源配置，才能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但是又不能完全市场出清，要防止振动过大，防止整个经济系统产生不稳定，防止由于采取了一些防范和改革措施而引发不可驾驭的系统性风险。相对而言，金融业的风险传导特别快，而实体企业的风险传导比较慢，是政府可以控制的。因此，如果搞市场出清，可以从实体经济先着手，动作大一些。第二，要有适当的缓兵之计。我们要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就要把握好稳经济、抓改革和防风险的关系，以改革的方向来确立风险的化解和防范的原则机制，采取新旧划段、逐步推进的方式，确保经济基本稳定。

最后，在坚持底线思维，适当采取缓兵之计之后，要及时向市场发出明确的信号，坚决防范全社会的道德风险，重新确立严明的市场纪律和依法治国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够真正推行改革，才能使已经出台的和准备出台的改革措施事半功倍，使改革措施不流于形式。进一步的改革措施要强调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就是为了建立防范过去问题重犯的制度基础，确保今年经济的健康发展。

黄文涛：2014年宏观经济：乌云与星火

 黄文涛博士对2014年中国宏观经济状况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首先从中国长期、中期和短期三个视角分析了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进而总结提出了目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并提出政策建议。

首先，从长期的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与20世纪90年代有许多相似点。第一，通过供需关系的比较，可以看出目前中国经济产能过剩。比如从数据上看，2013上半年，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不足79%。第二，增长动力缺乏。房地产市场化的红利受到压制、wto红利逐渐收敛、前5年耐用品消费能力被过分透支等等因素，都导致目前增长动力缺乏。第三，地方政府债务沉重。若其无法得到适当解决，将会导致银行不良资产率上升、金融负担加重。除此之外，资源约束、环境约束和人口结构变化也会使潜在增长率系统性降低。综合以上几方面分析，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将会在2013-2017年下一个台阶，由之前的10%左右降低到7%左右。

其次，从中期的发展角度看，疲弱的增长动力、有限的政策空间、过剩的总体产能和较高的企业负债都是威胁中国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一，从增长动力来看，过去中国的高速经济增长依赖两个重要因素——房地产市场化和加入wto的红利，然而目前来看这两大红利发挥的作用都已接近尾声。我国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已从18.6平米增长到32.6平米。参考德国经验，如果一个国家人均居住面积达到30—40平米左右的水平，房地产整体扩展速度将会系统性降低，这也正是中国目前出现的状况。而经济体量的不断增大，使得中国外贸增长潜力不断降低，加之日趋恶化的国际贸易环境和日益消失的人口红利，使得中国wto的红利也吸收殆尽。第二，中国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空间较为有限。政府的财政存在“收入不足和支出刚性”的问题，而地方融资平台产生的大量地方政府债务加剧了这一问题，业已存在的巨大货币存量本身蕴藏大量风险，使货币政策的空间较小。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社会融资成本不断提高，长此以往会阻碍实体经济发展。第三，产能过剩问题依然严重。尽管最近光伏行业出现了回暖现象，仍然有许多传统行业、周期行业和新兴产业，甚至是基础设施行业，都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产能过剩意味着大量资源的浪费，对企业来说将会导致产品积压，利润下滑，而对宏观经济而言，则会导致供给过剩，投资下降，最终阻碍经济增长。最后，企业负债水平处于高位。对国有企业而言，由于融资便利和缺乏硬约束，仍有加杠杆空间，但依赖债务维持扩张的模式越来越难；对私营及外商企业来说，负债水平增减的关键是盈利预期，盈利前景不改善，加杠杆空间将会非常有限。

再次，从短期的发展角度看，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形势有以下特点。从2014年全球经济全局来看，将呈现“双速”格局，发达国家增速会继续提高，但新兴市场国家会有分化，大部分新兴市场国家增速会降低。中国最大的四个贸易伙伴，美、日、欧、东盟都在扩张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这将会引起中国出口状况的改善。虽有人民币升值和产业转移压力，但预计2014年中国进出口增长率将仍在10%左右。从国内的投资角度分析，由于房地产投资减速，基础设施投资高位回落，制造业投资虽有回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仍然平稳在19%左右。从国内的消费角度分析，吏治新风更为强劲，公款消费继续低迷，这在某种程度上将会拖累消费增长；然而占比较大的汽车及石油制品、食品饮料类与服装鞋帽类等消费将稳定增长，所以预计2014年消费增长相对稳定，增速将会维持在13%左右。综上所述，中国处于增速下移后新的中速增长平台，其特点是投资减速、消费平稳、出口改善，预计全年经济增长速度将会维持在7.5%。

在以上长期、中期和短期发展阶段特点的分析基础上，黄文涛博士进一步提出了当下中国经济发展要重视结构调整的论断。他认为美国即将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进入中期升值通道，这将会引致美元回流。为了成功抵御资金外流，要控制房地产泡沫和地方债泡沫。在此基础上，把资源真正运用到有增长、有效益的领域中，通过兼并重组优化生产性资源，用市场化手段消化改革成本与试错成本，稳定金融行业的发展。他还指出，中国正在走向成熟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速已经退到次要地位，更为重要的是分配问题和结构调整问题，解决贫富分化问题将是继续工业化的必要条件。

最后，黄文涛博士结合十八届三中全会的重要决定，提出了如何通过制度变革释放制度红利，激发中长期增长潜力的建议和愿景。改革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能提升人力资本、稳定劳动人口、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加快技术进步，从而稳定或提升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枢。对于下一步改革，他提出的主要建议包括以下几点：调整人口政策，延续人口红利；通过新土改继续房地产资本化进程；加快科技投入和机制改革促进技术进步的脚步；推进国企改革，重焕经济生机；勇涉改革深水区，解决改革难点。黄文涛博士指出，虽然改革的蓝图已经绘制，只有落实行动才是成功的关键，如果新一轮的改革顺利推进，则会不断提升中国未来的经济活力和增长能力。

 

宋国青：寻找利率的稳定水平

 宋国青教授首先通过分析真实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对2013年上半年中的宏观调控矛盾进行了点评。随后他对2014年1月份的货币和融资数据进行了分析，指出市场利率高位波动的情况可能难以为继。

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社会融资总量迅速增加，引起了对通胀的担心，抑制信贷的行动导致了2013年6月份开始的市场利率上升。于此几乎同时的是2013年上半年经济增长率下降，到年中引起了决策层高度关注，导致了一波刺激政策的出台。虽然最后的结果皆大欢喜：2013年3季度经济增长率回升、m2增速下降、通胀率降低，但如何理解2013年中的调控矛盾对理解货币松紧情况很有意义。

宋国青教授指出，社会融资总量累计额目前是总需求短期预测中效果相对较好的货币总量指标。从各种口径的社会融资总量余额来看，2012年下半年到2013年上半年，货币总量增速快速上升。当时很多人担心通胀压力，但要理解2013年上半年的经济形势，还要考虑真实利率对货币流通速度的影响。宋教授在演讲中介绍了一种广义货币流通速度，即社会融资总量流通速度（季调后名义gdp/季调后社会融资总量累计额）。宋教授的数据分析显示，社会融资总量流通速度与真实利率之间存在明显反向关系。真实利率高，则货币流通速度下降；真实利率低，则货币流通速度上升。2012年到2013年间发生的情况是，通货膨胀被控制住后，真实利率大幅上升，导致货币流通速度较快下降，所以虽然货币总量增加，但货币流通速度下降更快，最后的总需求变弱。这与1998-2002年通货紧缩期间的情况比较类似：货币量伴随真实利率上升而增加，但总需求却比较疲软，这就是所谓“越少越多的货币”现象。

货币增长率比gdp增长率与通胀率之和还高的现象屡次出现并能持续很长时间，导致货币产出比（货币量与名义gdp的比例）持续上升。在20世纪90年代前，货币深化是货币产出比提高的主要原因。现在货币深化的余地不多，对货币产出比上升应有新的理解。宋教授曾在2013年的经济观察报告会上提出用资本产出比的提高来解释这一现象，将这个逻辑进一步发展，可以认为货币产出比上升背后是储蓄余额和gdp的比例在上升。现在即使中国储蓄率不再上升，但是由于储蓄率的绝对水平仍然很高，仍然会引起储蓄余额和产出的比例继续上升。从韩国的经验来看，中国的这一比例很可能还将持续上升，所谓的货币超发还将持续很长时间。

对于为什么在2013年总需求并不强的情况下进行宏观调控，宋教授认为这与货币超发已经成为公众舆论观点有关。如果现在出现通货膨胀，舆论肯定给央行施加巨大压力，但如果出现通货紧缩，舆论却主要把注意力放在结构性、深层次和改革的问题上，并不指责央行。从这个角度来看，与货币扩张相比，央行倾向于选择紧缩性政策，这导致央行宏观调控政策不对称。2013年3季度宏调政策在刹车的同时给油门加力，总的来看社会融资总量的环比增长率上升。特别是扩大了一部分政府主导的投资，导致总需求增长恢复。随着这部分投资增长的减弱，加上社会融资总量环比增长率的下降，2013年4季度总需求再度由强变弱，从这个角度看，之前的货币总量增长速度并不意味着货币超发。

宋国青教授接着对2014年1月份的货币和融资数据谈了自己的看法。1月份的金融数据出现了一些表面看起来异常的情况，比较引人注目的是贷款看起来较多而存款比上月较大幅度下降。联系到理财产品的高增长，很容易产生存款搬家的印象。不过这个印象并不准确。在2011年到今年的4年里，1月份存款较上月的增长率都较低，分别为-0.75%，-0.99%，1.28%，-0.91%。仅就这些数据看很难说今年的存款变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宋教授认为，导致1月份存款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春节期间提取存款等因素导致m0的大幅增加。考虑到春节时间这一因素，今年1月份m0的高增长属于正常现象。

宋教授指出，社会融资总额数据也同样受春节因素影响。消除春节因素和季节调整后，社会融资总量存量的环比增长率相当低，另外注意到1月份信托贷款和企业贷款很少，目前看来总需求进一步甚至更快走弱的可能性比较大，市场利率高位波动的情况可能难以为继，或许很快就会发生变化。

 

魏加宁：宏观经济与宏观改革

 魏加宁教授从经济体制的角度深层解读了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并对中国宏观体制改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魏加宁教授首先从宏观体制角度分析了主要发达经济体经济形势。他指出，欧债危机源于欧元区体制的半主权架构，统一了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体系，没有统一的银行监管，因此存在很大的道德风险。半主权体制不解决，欧债危机不会很快结束。美债危机的问题根源在于现存的国际货币体系赋予美元特殊地位，并不能简单归结为美国两党之争。如果不改革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美国的债务问题短期内可能有所缓解，但是不能得到根治。日本的债务问题比希腊严重，原因在于日本央行可以直接向财政部购买国债。“安倍经济学”本质上是通过发行货币，以及利用消费税等短期手段刺激提前消费来提高短期增速，但长期不可持续。魏教授指出，未来的世界经济前景有很大不确定性，最好的结果是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各国形成改革共识，产生改革竞争，否则未来世界经济的形势不容乐观。

面对不乐观的世界经济形势，魏加宁教授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要依靠国内，特别是通过推进改革来促进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能否提高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取决于对改革的预期。如果改革步履艰难，中国经济就有可能陷入滞胀。如果改革预期落空，高速增长下掩盖的财政风险、金融风险、经济风险、社会风险都会暴露出来；如果改革能够快速推进，改革的信心得到提升，中国经济能够重新高涨。过去35年的经验已经一再证明了这点。第一次是上世纪70年代末，先有思想解放后有改革开放的高潮，然后是经济高涨。第二次是90年代初，在国内外经济都不好的情况下，我们围绕着“姓资姓社”问题展开第二次思想解放运动，邓小平南巡讲话把改革开放推向高潮。第三次是90年代末，亚洲发生金融危机，国内出现通货紧缩，这种情况下，围绕着“加入wto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的问题，中国开展了“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通过加入世贸组织，我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同时全面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和国企改革，获得了过去十年的快速增长。当前我们面临着第四次机遇，三中全会提出“三个解放”，“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解放社会活力”。如果能够真正实现“三个解放”，中国经济就一定会出现新的高涨局面。

魏教授接着谈到了当前要注意区分的三类不同性质风险。第一，不改革的风险。过去十年改革的滞后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出现“跳悬崖”式的下滑，如果不改革，产能过剩的风险、房地产泡沫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影子银行的风险都会暴露出来。第二，推进改革必须冒的风险。比如如果存款保险制度不能建立，经营失败的金融机构不能退出，会导致系统性风险不断积累，从而使得风险进一步膨胀。另外，允许地方政府公开发债，初期可能会有不规范的风险，但是如果不允许，地方政府债务就会隐形化，信用链条越拉越长，连锁风险越来越大，金融财政风险交叉传染。第三类，改革方法不当可能引发的风险。包括部门利益导向使改革误入歧途；中央政府放权，地方政府有可能截留；全面出击，抓不到重点等等。这方面应该学习九十年代宏观配套改革的经验，推动最核心的改革。要处理好加强党对改革工作的领导与实现党政分开的改革目标的关系，防止决策风险过度集中。我们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风险规避的问题，但一定不能畏缩不前。

对于宏观改革，魏加宁教授主要提出了四方面意见。第一，统计制度要进行改革。统计部门应只管做好统计工作，不过多进行形势分析和经济预测，消除数据操作动机。统计部门要消除来自地方政府的外部干扰。例如社会融资规模分省统计不公布的原因之一是担心地方政府的攀比。对此可以参考汉代的大区制度，从而规避地方政府的攀比。统计部门要消除上级的压力，对人大直接负责，而不是作为国务院的一个部门。统计部门要打破官方统计部门的垄断，允许和鼓励民间机构依法、科学地进行信息的搜集和统计，作为对官方数据的补充。民间的统计也是对官方统计的刺激，有助于提高整个统计的质量和公信力。

第二，央行制度要进行改革。各国经验表明，央行独立性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央行的独立性与通货膨胀率成反比。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和西德马克同样大幅度升值，但是德国经济受到的负面影响很小，主要原因是德国央行有更强的独立性。魏教授还再次提到了中国大区行的问题，他认为应该给大区行较高的行政级别。另外，他还建议做实货币政策委员会，使之成为决策机构，定期披露信息。

第三，财政制度要进行改革。目前地方政府积累了如此多债务，却没办法对当时的决策进行问责。魏教授建议建立财政政策委员会，规范财政政策决策机制，并且可以考虑与货币政策委员会交叉任职，加强协调。

第四，发改委体制要进行改革。现行的发改委体制有三个利益冲突，首先是改革和发展的矛盾。发改委重发展，轻改革，这种倾向，导致发改委影响经济的权力过大。第二是改革和审批的矛盾。与之前的体改委相比，发改委有审批权，容易导致改革被审批权牵着鼻子走。第三是市场化改革与计划经济堡垒的冲突。改革是市场化取向的改革，发改委前身是国家计委，是计划经济核心堡垒，把市场化取向的部门并入需要被改革的部门，这样的设计本身存在缺陷。

魏加宁教授同时也指出，中国经济前景并不是一片漆黑，存在很多的机会，其中尤其要重视技术创新对改革的推动。以前民间资本不被允许办民营银行，但技术进步实际打破了这一限制，导致了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对医疗的冲击也很强，互联网将来可以解决很多医疗上的问题。另外，互联网将来对教育的冲击也会非常大，比如互联网公开课冲击了现有的教育课程。最后，魏加宁教授以一篇文章的标题来结束他的发言，即“以积极的姿态迎接新一轮改革高潮”。

（本次报告会快报由姜志霄、张杰平、刘晓光、胡李鹏、周广肃整理，未经主讲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