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玉振：曾国藩与中国人的历史信仰 -凯发官网首页
宫玉振：曾国藩与中国人的历史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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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历史》：为什么说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
宫玉振： 有人把西方文化称为先知文化，中国文化称为史官文化。先知文化强调的是宗教的地位，史官文化体现的是历史的关怀。六经皆史，历史对中国的整个文化的孕育起到关键的作用。与西方相比，古代中国人很现实又很理性，中国人关注的不是人和天的关系，而是现实的世界。孔子不是讲“敬鬼神而远之”吗？庄子不是讲“六合之外存而不论”吗？西方人重视在宗教意义上超越自我，而中国人则更重视在历史的延续中超越自我。中国人讲慎终归远，这个跟中国人的家族意识强有直接的关系。中国人在历史中找到了生命的延续及意义。在中国，家有家谱，国有国史。家谱是一姓之史，国史是一国之史，传记是一人之史。历史提供了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承载了中国人的人文关怀，体现了中国人的责任和使命。所谓的“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谓的“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都是这样一种情怀。中国人可能不相信末日的审判，但中国人在意历史的审判，所谓的春秋褒贬、青史留名。即使是如汉武帝、唐太宗这样的帝王，也都非常在意自己在史家笔下的形象。“历史是中国人的信仰”就是这个道理。
《看历史》：被多次重新解读的历史人物会被脸谱化（社会印象），比如曾国藩就有很多脸谱，您是怎么看的？
宫玉振：章太炎曾说：“曾国藩者，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近代政局陷入不断的动荡，这就使得对曾国藩的评价也在不断地反复。曾国藩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命运，所以同光年间的朝廷官员和地主知识分子都把他推崇为“中兴名臣之首”。到了清末，革命党人要起来推翻满清，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大家发现太平天国起义是一场以汉人为主体的起义，曾国藩是帮助满清政府镇压了汉人的起义，所以曾国藩就被打成了“汉奸”。再往后，共产党要领导农民闹革命，所谓的“土地革命”，所以我们的历史观就很清晰了：历史上凡是农民起义都是好的，凡是镇压农民起义都是坏的。曾国藩是把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给镇压了，这个罪行显然就是最大的了，因此他就被打成了地主阶级最残酷、最凶恶的代表人物、刽子手，被彻底否定。这也就是我们大家熟悉的教科书中曾国藩的形象。以上这些，其实都是从各自的政治立场的角度来描绘的，必然带有局限性、片面性。
改革开放以后，思想开始解放，包括对一些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开始就慢慢的越来越全面、客观。这时候人们发现，曾国藩这个人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是非常复杂的，不是简单地贴一个“某某阶级”的标签就可以把他否定的。从文化的角度来说，他身上体现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精华的东西，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一尊偶像。从军事的角度来说，他开始了中国军事近代化的先河。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曾国藩是洋务运动的始作俑者，从实践上揭开了近代经济变革的大幕，他提出的“师夷之智以制夷”具有相当的开放性与进步性。从家庭教育的角度、从为人处事的角度、从道德修养的角度，曾国藩更是可以给浮躁的当代中国人以深刻的启迪。
我们现在离曾国藩的时代已经比较远了，我们可以心平气和的看待曾国藩了。毛泽东年轻的时候曾说：“余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他还说，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人，一种是办事之人，一种是传教之人，曾国藩是办事兼传教之人。毛泽东认为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这样的境界，一个是曾国藩，一个是北宋时期的范仲淹。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在这里，毛泽东显然是把曾国藩当成一位成功的领导者来看的。我想这是今天解读曾国藩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从这个视角解读曾国藩，应该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收获。当然，现在社会中有一种现象很值得注意，这就是把曾国藩当成了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在我看来，这是对曾国藩的另一种脸谱化，是对曾国藩形象新的扭曲，是不严肃的。
《看历史》：现在社会上非常流行《曾国藩家书》，很多人正是通过这本书认识了曾国藩，也有很多人从这个方面对曾国藩进行解读。请问您是如何解读《曾国藩家书》的？
宫玉振 ：对曾国藩，人们是带着不同的需求去解读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需求，因此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曾国藩的形象，这就是读历史的特点，各取所需。
人们之所以对《曾国藩家书》非常感兴趣，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子女教育方面来讲，曾国藩确实是很成功的。曾家后代基本上都奉曾国藩的一个家训，就是“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以读书做为自己的追求。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因为承袭了他的爵位，所以是做官的，而且非常有作为。他的次子曾纪鸿是一个数学家，没有从政。到了第三代，基本上就不做官了。曾家从曾国藩到现在已经传到了第六代，曾氏的后代现在很多在海外，基本上都在教育、医疗、科技这些领域。在曾氏的后代里，院士、工程师、教授这样级别的人物有240多个，而且直到现在依然奉他的家训而不悖。这样的家庭教育，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
一个家庭的兴衰到底靠什么？他讲的很清楚。不是靠你做多大的官，不是靠你发多少财，而在于家风的建设、家族伦理的建设。曾国藩曾经说：“大约兴家之道，不外乎内外勤俭、兄弟和睦、子弟谦谨等事，败家则恰恰与此相反。”家庭中内外勤快节俭、兄弟之间和睦相处，子弟谦虚谨慎，这样的家族一定会兴旺的。反过来一定会败家。所以道理其实非常简单朴实。曾国藩也总结出很多很容易记住的东西，比如他的齐家“八本”等。这些东西确实很值得我们今天去思考。
中国人骨子里是有一种传宗接代、家运绵延的使命感的。一个人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但中国人生命的意义在家庭的血脉延续中得到了超越。这是中国人的心理特点。曾国藩的家训是家族最大的精神财富。我们很多人关注的家族传承，往往是物质层面的财富传承，但真正可大可久的是精神层面的财富传承。物质总会消亡的，但精神的东西是可以传之无限的、影响无限的。
《看历史》：看曾国藩的家书，感觉他是个严父，也是个很好的兄长，他还有点像唐僧，唠唠叨叨什么都说，他说得都很有道理，他做得又很好。但是我们都知道那句话，叫“知易行难”。那么曾国藩是怎样达到这种境界的呢？
宫玉振：其实从做人做事的角度来讲，曾国藩并没有提出全新的理念，他的家训无非就是儒家的一些经典的理念，要谦虚啊，要谨慎啊，要勤俭啊，不能奢侈啊，不能狂妄啊，等等。但他会不断地跟你讲，更主要的是他知一句便行一句。他自己就是这样讲的，他也就是这样做的，而且也是因为这样做而成功的，本身就是一个榜样，他的话自然就有份量，自然会容易为大家所接受。
曾国藩给家里写信，确实是做到了苦口婆心，在他的理论中这叫“口到”。曾国藩有个“五到”：“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其中“口到”就是要反复叮嘱，不断地叮嘱，他就是这样一种与人为善的心态。所以家里人很容易接受他的教育。
另外曾国藩家训中的道理，其实下手的地方并不难。像要勤快，就从早起做起就行了。要节俭，就从家中的用度不能太多做起就行了。制定一些可以落地的规矩，家里面的人共同来做，也就可以落实了。
而且，曾国藩把这种对家族的责任感传播到了每个人身上。他说：“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一个家族的兴旺持久，不靠一时的官位，而靠长远的家规。不靠一两个人的暴发，而靠大家的维持。他要求大家一起来维持这个家族，最终每个人都意识到我的行为对家族的影响有多大，我们要共同来做这件事情，家里人对家族有自豪感，有责任感，就会愿意自觉地按照曾国藩要求的去做。这也就是为什么曾国藩去世这么多年了，曾家依然遵奉他的家训的原因。一种家训，只有变成家人共同的自觉行为，才会真正起作用。
《看历史》：我们在想到曾国藩时，往往会想到他官高爵显，是一代名臣，在战场上指挥若定，在官场上游刃有余，有的人将它解释为一种“领导力”，您对这个说法怎么看？
宫玉振：前面说过，有人把曾国藩当成官场权谋的代名词，其实是极大的误解。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仅仅依靠权谋就能成功。依靠权谋，可以得意于一时，但不能成功于长远。
曾国藩的领导力的核心，不是权谋，而是理念，是他践行理念的 “拙诚”的功夫。“拙”就是一步一步去做，“诚”就是实心实意地去做。知一句便行一句。曾国藩有一个信念，就是“唯天下之至诚，能胜天下之至伪；唯天下之至拙，能胜天下之至巧”。这是理解他的领导力的最核心的一句话。“伪”和“巧”只是小聪明，“诚”和“拙”才是大智慧。就是这个道理。
曾国藩的领导力，并非完全没有权谋的因素，做为一个官员，他也必须跟现实妥协，必须内方外圆。但其大体，却是以卫道为激励之本，以纯朴为用人之本，以推诚为驭将之本，以耐烦为治心之本，以包容为处世之本，以大局为决策之本，以勤实为治事之本，以力行为修身之本。而他的领导力的核心，则是“忠义血性”的理念，是“舍身卫道”的使命感。
人做事其实有三层境界，第一层境界是职业，做事是职业的要求，是当兵吃粮，这样的人做事是不会真正投入的；第二层境界是事业，有了事业心人就会愿意奉献，就会愿意付出，愿意承受痛苦；第三层境界是理念，是信仰。信仰是无可妥协的，信仰是不讲代价的，信仰能让人付出百分之百甚至百分之二百的精力，会让人为了信仰而燃烧自己。
曾国藩是做到了第二层和第三层境界的。他的信念、他的抱负、他的修养、他的品格、他的毅力、他的胸怀和他强烈的救世意识，以及他执着地将自己的理念付诸行所形成的强大感召力，就是他能够成就大业的关键因素。这些内容，远远不是一个权谋所能涵盖的。从曾国藩身上，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领导力的深沉厚重。
（文章转自 2013年第5期《看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