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讲座】两会解读：挑战、机遇和对策 -凯发官网首页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举办“两会”解读

文 /  郭楠

    面对纷繁复杂的形势，2008年中国经济走向成为了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在“两会”结束后不久的3月20日，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2008年‘两会’解读会”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万众楼举行。

    本场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两会”热点，展望2008中国经济与民生发展的挑战，机遇和对策。来自北大、清华等多家研究机构的专家们，就08年中国经济发展和民生发展所面临的挑战、机遇和对策展开了讨论。

林毅夫：釜底抽薪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

    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认为，收入分配不合理问题成经济发展瓶颈。五年来宏观调控都没有解决的“三过”的问题，即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国际收支不平衡，外贸顺差过大。这三个问题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最核心的问题是投资增长过快。

    “三过”问题是以投资增长过快开始，形成了一个“怪圈”。逻辑是：因为投资增长过快导致产能过剩，导致外贸出口过大，在维持汇率保持比较小幅度的增长，人民币不可能完全自由兑换的前提之下，导致外汇积累过多，货币增发过快，信贷投放过快，又会转回来投资又以很高的速度在增长。

    收入分配不公是前面讲的“三过”问题的根源”，林毅夫表示。居民的收入一般有两个用途——投资和消费。低收入者消费倾向高，但是能支持消费的资金有限，高收入者消费倾向低，就会用来投资，因此如果在收入分配当中，大量的国民收入是往高收入人集中，一定会导致投资非常高，消费非常低，正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形。在这个不合理的状况之下就会出现投资的动力非常大。

    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有两个，“扬汤止沸和釜底抽薪”，林教授说。但真正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釜底抽薪，就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当然水烧得很热的时候也要扬汤止沸，宏观调控应该是属于扬汤止沸，不能让水烧得太厉害导致爆炸。”

    林毅夫分析说，我国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合理的病因在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还未到位，尤其三个关键性的改革的推动滞后，一是金融结构的改革；二是资源税费的改革；三是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

    只有做到这些改革，才能真正解决现在困扰宏观调控的“三过”问题，使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能够协调，低收入的人收入水平提高，社会更加和谐，真正实现又好又快的发展。

陈平：通胀不是主要风险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陈平，对大部制调整喜忧参半。他赞成设立交通运输部，环境保护部，把食品药品监管划归卫生部，可以处理网络效应和外部效应。

    陈平提出了他的担忧，污染处理最难是水污染，大区制比大部制或省制有效。

    同时，陈平认为，应该警惕以环境保护名义扶植国有或外资垄断企业，打压有竞争能力但资本势弱的民营企业，吸取汽车行业的教训。

    他解释说，中国不需要不含技术或管理的外资，除非外资本身带有技术和管理的含金量，中国现在应该是资本大举出去，以民间资本和大学基金会的名义出去，而不能以政府高度集中的投资公司的名义出去，避免被封杀掉。

    针对当前的宏观调控，陈平表示，通货膨胀不是中国的主要危险，中国目前面对的最主要危险是人民币大幅升值的国际压力，而通货膨胀是有利于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的。

    中国政府应该站在美国、欧盟、中国主导世界的新的格局下，处理中国的宏观调控和对外投资的体制政策。

李稻葵：美国次贷危机是中国重大战略机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未来几年的经济工作的复杂性来自于两个挑战：一个挑战是短期有物价上升的压力，单个的产品结构性的物价上升有演变成全面的通货膨胀的可能性。再一个挑战是国际经济形势变化所带来的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运行的一系列的问题。

    李稻葵分析认为，来自于美国次贷危机的风险，对中国而言是重大战略机遇，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资金的应用。次贷危机使得美国华尔街的主流金融机构出现了资金不足的局面，他们饥不择食，对不管是来自于主权财富还是国有企业的中国投资，都比较欢迎，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中国可以积极的投资入股华尔街，通过入股获得对这些主流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一定的知情权和控制权，获得一定的影响力，从而化解来自于这部分主流金融机构对中国经济崛起在未来可能的负面冲击，对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与美国的主流政治团体可能产生的摩擦和冲突有所化解，这是重大战略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李稻葵表示，完全可以利用这次美国经济放缓的机遇大力开发我们的内需，现在有条件利用相对充裕的财政的赢余提升内需，从而使经济增长不至于出现大规模的回落。如果能够抓住这个战略机遇，中国经济的发展还能够上一个大台阶。

王小鲁：在缺乏制度的地方建立一整套的制度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把经济问题改革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就是政治体制改革。

    王小鲁认为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一系列严重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收入差距急剧的扩大，贫富差距已经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地步。王小鲁提出三个疑问：“巨大的土地增值分配到何处了？”“矿产资源去哪儿了？”“垄断的石油企业利润归属应该怎么分配？”它们的收益应该主要部分归社会所有，归全民所有。第二个挑战是政府寻租的问题没有解决。

    王小鲁表示，大部制有它的有利的地方，但仅仅是一个机构的调整，机构调整不能代替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关键问题在于，在那些缺乏制度的地方建立一整套的制度，把政府管理透明化、公开化，放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的监督。

平新乔：我们错过了一个调整物价改革的机会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平新乔，首先肯定了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成功，但也同时提出了转移支付存在的问题，就是转移支付四个渠道中的专项转移支付比重太高，去年占了52%。

    他提出，应该像日本、德国那样搞更细的公式，把人口定好，按照人均收入，按照面积，来转移支付，这样虽然官僚体制有一些效率上的损失，但可以减少腐败。

　　平新乔认为，“我们错过了一个调整物价改革的机会”，如果在1997年到2003年物价走低时期把微观改革推出，目前承受的压力就会比较小。我们现在是靠行政办法在降低能耗，降低污染，但真正要改变的是资源价格。由于微观改革和宏观目标控制之间有一个妥协、配合的问题，所以现在通货膨胀压力比较大的情况下，资源价格调整肯定只能往后推。

    平新乔还提出，应该把国有企业上市，就是民营化，国家可以有一大批股票，一大批控股权，才是国有企业的根本出路。

李玲：解放思想要破除对西方模式的迷信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玲认为，30年前改革的动力是底层民众，阻力是中上层，而30年后，改革的动力是上层不断要求解放思想，深化改革。“解放思想就是要破除迷信，破除多方面的迷信。” 李玲表示。

　首先是要破除对市场的迷信，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对30年以来我们自身经验的迷信。其次是破除对西方发展模式的迷信。李玲说，从1840年到今天，中国的仁人志士一批批地在向西方学习。在改革开放30年后，我们应该对中国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和总结，然后走向世界。

聂梅生：房地产不能大起大落

    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房地产商会会长聂梅生提到“两会”中一个比较大的政策性的变化，就是确定保障性住房“补砖头”和“补人头”两边都要补，比如对项目的一些补贴，减少土地出让金，由政府出资来盖廉租房叫“补砖头”，而减税制度、补租金就是“补人头”。

    聂梅生认为，现在人民币应该升值，升得越多越好，但其实人民币升值在房地产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晚了。外资在很早之前，“烂尾楼”那一轮就开始进入中国收购，现在手里赚的全部都是人民币，不需要美元再进来。

    从宏观层面来讲，应该是在房地产这一块找到新的增长点，要靠内需来解决问题，把中国的财富锁在中国，中国的财富不能够流失到国外去。

    她还提到，房地产不能大起大落，不要把中国房地产搞得资产泡沫，中国的房地产在个人资产当中占很大的比重，中国城镇居民的房地产持有率是83%，世界最高，美国只有70%，政府一直提要保护财产性的收入，如果老百姓的房子都贬值了，社会更不稳定。

    此外，北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系教授谢天宇，银监会业务创新监管协作部主任李伏安，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姚洋、霍德明、龚强、余淼杰、雷晓燕、唐方方等人也分别对他们关注的问题作了精彩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