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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浩

【bimba思享】马浩:品味小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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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现如今,哇k尼m和d丝b格之类污言秽语流行于大众媒体之际,当年的小资时代倒是显得平实清净多了。贴出上个世纪的一篇旧文,怀恋一下当年的语境及情愫。


    所谓“小资”(petite bourgeois),既可意指人群中某个具体的阶层与族类,那些有一定实力去渴望和追求生活品味的人群,亦可名状某种特定的生活状态与态度,超越物质基础之上的一种甘之如饴并极欲张显的情调。简言之,小资的实质就是叶公好龙。龙之于小资,通常只是行头或者道具,而戏核儿在于自己感动自己。被自己的感动而感动,为自己拥有被感动的能力以及能够被感动的事实而感动,为自己的内疚感或羞耻感而感到内疚与羞耻,为自己的高尚感和优越感而感到高尚与优越,为自己的浪漫情怀、优雅心境、与自恋情结,心境姣好地浪漫着、优雅着、自恋着。当下,小资情调,蔓延渗透于诸多社会群体,已经不止是某个阶层的专属特质。

    古今中外,小资的标准和具体内容可能会变,但其精神实质则是永恒历久的。在既定的经济基础与生活空间内,追求生活的质量与品味,极为关照自己的情绪与感觉,思虑和行事往往以自我欣赏和自我满足为主要参照系和终极目标。在乎自己、体贴自己、怜悯自己、告诫自己、反思自己、激励自己、欣赏自己、庆祝自己,做颇有滋味状地徜徉在自己刻意营造的温馨氛围里,体味、享受、发酵、升华。一言以蔽之曰:啊!我,融化在我里。也就是说,不极端自恋的人不是真正的小资。小资的核心精神在于首先对得起自己的感觉。对感觉的关注往往胜于事情本身及其意义。

    这倒不是说小资完全不关注社会、家族、团体和社区,总是形只影单地独步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恰恰相反,大多数小资偶尔也还是愿意以平常人、普通人、一般人的身份看待自己的,这似乎很无奈,也正是其复杂性与矛盾性的一面:要自觉与芸芸众生息息相关,还要充满同情心地悲天悯人,当然最终免不了又联想到自己,但同时又绝对要费尽心机地力争使自己在行为与表现上与众不同,要使自己感到新潮、先锋、前卫、时尚,抑或另类的含蓄。显然,这也就意味着小资注定要在一定的小众范围内随波逐流、人云亦云、跟风模仿、消费攀比。

    无论是在喧嚣的公众场合,还是在舒适的私密领地,小资都会非常注意自己的意识、情致、与格调。言行举止要尽量洋溢出一定的人文关怀、艺术气息、审美佳趣、和温馨雅意。即使是在独处的时候,也要端着,不为示人,只为感动自己。比如,打车族或者已经开上装饰得花里胡哨的奥拓与qq之类的小资们,某天休闲无事,会专门抽时间去挤一次大公共,为自己与人民大众的鱼水交融而喝彩庆幸,激动不已。然后用自带的餐具到一个不符合自己通常卫生标准的街头大排档狂吃一通,非常得意地赞赏自己的生存能力和适应能力。在一个人独自过生日的时候,也要摆一支玫瑰,点一支蜡烛,倒一杯红酒,化好靓装,穿上自己攒了好一阵子钱才购得的名牌服饰,美美地犒劳自己一顿生日晚宴。然后,望着窗外淅淅沥沥的秋雨发呆,将玫瑰花瓣一片一片撕下来,不经意中触景生情、黯自啜泣。

    按照18至19世纪法国的文化传统与特殊语境,小资,即所谓的小资产阶级,特指下中产阶级,或许亦可称为准中产阶级,中产阶级中的下层人士。他们通常的职业是手工业者或者小业主等,既能雇工帮忙,也需要自己直接从事生产劳动。与社会底层的纯粹无产阶级不同,他们有相对稳定的收入和一定的经济基础,有理由向往和追求更加富裕的生活水准与状态,但又终究缺乏真正资产阶级的资本规模以及家传实力。出身于无产阶级者,可能听天由命,安贫乐己,也可能奋力挣扎、拼命进取、不择手段地要出人头地。中产阶级,尤其是上中产阶级,则通常心平气和、不卑不亢,悠然自得地过着殷实富足的日子。真正的资产阶级,以资本创造财富,风光无限地享受奢华与荣耀,洋洋得意。而小资产阶级,则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既不能显得寒酸,也没底气粉饰富裕。这便是小资产阶级所处的独特的尴尬境地。

    到了现代社会,小资的中坚力量仍然还是基本上属于下中产阶级的,比如俗称的小白领,小职员。如果中产阶级的标准是有房有车,那么这种小资一族,基本上是租房打车。既从内心里觊觎上流社会的荣华,又表面上固守自己的某种矜持与自律。不愿意像暴发户那样招摇炫耀,同时又生怕被更富裕的人看不起。所以就要整出一些貌似优雅含蓄,自感较有品味的东西和事体,来展示和宣泄自己。既渴望财富但又排斥甚至摒弃财富,虽忌恨平庸却又不得不囿于平庸并且不断变着法儿地庆祝平庸。其实,在下中产阶级之外,小资情调和意识可以说是充斥于社会的许多角落里,尤其是在我们这个自改革开放以来不断经历全面社会转型和个体命运急速衰涨的国度里。

    西方人在八十年代就已经惊奇地观察到,当时的中国,从经济基础和物质层面区分,基本上不存在什么中产阶级或者下中产阶级,而小资特有的文化情绪与精神气息却早已悄然而起,尤其是在所谓的知识分子圈子里。当年的文学青年们,甚至愤青、痞子、流氓无产者们,愣是浑身的精神贵族劲儿以及毫无来由的自我优越感。现今他们中的一些人已然声情并茂地加入了大资大款群体,掌控或影响社会走向与主流话语,但无论是其内心意识还是行为做派,仍然免不了留有小资的残余。就不用直接点名了,可以说,所有热衷于自己整博克的老板们,都或多或少有这种嫌疑。

    当然,在社会动荡剧烈的时代,大资们也可能突然由高空摔落至平地,以吃粉丝代替过去的鱼翅,一下子堕入小资产阶级的队伍里,不管他们是否曾经从这个队伍中走出去,还是从没有来过这里。银子没有了,架子不能轻易放弃。于是,他们糊里糊涂地貌似小资,开始从面子上爱惜自己。比如,早时年间,前清与民国时期的没落贵族,或某些个旗人,不能再尽享昔日家道中兴时的体面与荣耀,仍然要依据“老例儿”和惯性保持一种“范儿”。即使是在惆怅与失意中踯躅徘徊,怅惘喟叹人生世事命途无常,也要整出名角的派头,恰如杨四郎《坐宫》里的一段唱“杨延辉在宫中自私自叹”。。。开头一句叫板“哎,娘,呵!。。。”,得显出余叔岩的味道才行。估计,《茶馆》里的常四爷,后来在给王利发送菜的路上可能还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第一场的台词:“李三儿,端两碗烂肉面,叫他们娘儿俩到门外头吃去!” 多爽的回忆!

    即使是躲避战乱,小资情趣大抵也难以消弭。怨不得梁实秋先生当年遭遇鲁迅的攻击。梁先生不仅能把生活中的各种细节,比如骂人的招数,描绘的透着艺术色彩、文化气息,对饮食文化的欣赏与实践也绝对达到了一个艺术的高度,岂止是一个精当了得。当年偏居重庆时,别人大喊抗日,梁先生则见天在报屁股上整些什么“回忆北平的小吃”,琉璃厂的酸梅汤什么的。严重小资,无论“乏”否。其实树人先生也不少挣少吃,只是不常挂在嘴边而已。吃完了优质草,挤出来的都是投枪匕首式的牛奶。说到此,范伟同志可能会问,同是一家人,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这时候问的指的应该是作人先生了。作人先生的作品,与林语堂,张恨水,胡兰成等人的作品,时下风声看涨,日益受到文学小资们的追捧,大有后来居上,狂超张爱玲,徐志摩之势。相比之下,张中行算是学生辈了。

    解放前后的过渡,使得大资产阶级被收编,小资产阶级被改造,一时间大家都似乎是无产阶级。即使如此,许多大城市,仍有小资的自留地。比如程乃珊笔下的某些上海人物和掌故,那叫品味、细腻。咱从小馒头咸菜,包子面条,人家黄油面包,奶油色律。你穿个黄绿军装便觉时髦,人家整的是方格呢子布拉吉。过去程之老先生演过一个电影,已经记不清名字,老先生两次到同一家饭馆吃鱼,一口下去就知道不是同一个师傅的手艺。刘锦云的《小井胡同》中,就连在旧社会里“扎冥活儿”的某手工业者,还在解放后连连不忘其当年的小资生活,“那次吃韭黄馅儿的饺子才买了二两,现在想想,要是吃四两该多好呀!”冯骥才的天津《市井人物》,汪曾祺先生的江浙文人逸事,也是各类小资一箩筐。

    如果会回到小资的主旨要义,自恋主题,那源头典故可就更是奔远了去。杜丽娘望着自己的影子能怜惜至极,以至于青春无悔地恋死过去。林黛玉自叹“一朝春去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于是借葬花之举,自己给自己举办一场诗意浪漫而又悲凉凄美的葬礼。现在的人,则可以寻了某一狭长小巷,撑一只色调清丽的天堂伞,故作忧郁状地在雨中漫步,耳畔响起“你心里根本没有我,把我的爱情怀给我!”的温柔鼓噪。哎,这世界上只有自己心里有自己呀,可怜的我,这年头谁都靠不住呀!要么,就在寂寞中期冀,独自跑到某个比星巴克还受小资们追捧的特色咖啡馆,找个靠窗的位子坐下,叫一杯低脂奶的卡布奇诺,轻轻取出一只短小纤细的白色过滤嘴洋烟,很是优雅地夹在手上,稍显自然随意地做若有所思状,脑际中不断冲荡着若干年前流行的田震的“野花”,“因为那团火在我心中烧得我实在难耐!”估计这种烧法,“对面的朋友”不敢轻易“看过来”,更别说上来搭讪。

    如果聚焦到小资的叶公好龙脾性,那讲究是,相当。先看那些很拽的文人们。李白自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其实不也怀恋在朝中风光的时日么。失宠被贬后,不也牢骚满腹么。瞧不起官宦大款,自己不也得有银子沽酒么。否则如何“诗仙”呢?与“安得广厦千万间”的老杜比,青莲居士从名到实,都小资的利害。但太白先生又偏偏当小资不甘心,当英雄无正样。小资的不够彻底,入世的不够坚钢。在这一点上,比起后世表里如一、彻头彻尾的中国小资情致典范--甚是才华横溢的皇家李煜以及完全放荡形骸的民间李渔--就很是显得骑墙与牵强。像李白一样,小资即使入世,也多难免自伤。秋白先生,当年是怎样的情思缠绵,才气悠扬,连自己也承认是被潮流莫名其妙地推到了自己不适合的岗位上。

    再看小资是如何解读自己追捧的文人的。小资圈中时髦的书,读不读没关系,得知道。读懂读不懂没关系,得能知道点皮毛。要能够一知半解地阅读,想象,朦胧飘忽地谈论、欣赏。而且要紧跟潮流,在潮流到来之前抢先一步拥抱,在潮流迅猛之时迅速逃之夭夭。某本书或杂志一旦被精英小资领头羊定为小资宝典、必读时尚,必须迅速跟进,极力宣扬。在该读物日渐吸引大众眼球的时候,必须坚决断绝关系,否则连自己都嫌自己俗而不当。什么哈耶克,米塞斯,卡夫卡,杜拉斯,昆德拉,村上春树,博尔赫斯,卡尔维诺,要出口成章,一听说美国小资正在读以赛亚•柏林,安•蓝德,你得立马跟上。如果你还在读《钢铁是怎么炼成的》之类的书,小资们会不屑地以为你正在扫盲,或者你不过是50年代化石化了的过气儿小资,企图兴风作浪,滑稽登场。当然,某些经典著作也会每隔一阵子又在新一代小资中时髦的,比如,《简爱》,但一定要渲染个人主义、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等比较对小资胃口的话题。

    本土人士自己的著作,则很少会引起国内小资们多大的兴趣,大概因为不够洋气,不够新潮,不够时尚,读不懂的可能性不是太强。于是,缺乏技术含量,就很难以之为借口造次张扬。就连一直具有小资倾向的、间次游走于主流派和反主流派之间的老牌作家王蒙先生也不得不实事求是地说,80后作家群的写作水平其实还是不错的,就是一天到晚老是写些我和我的狗狗如何如何的事体。当然,也包括我的赛车,我的身体,我的作假,我的抄袭等等。有些本土时尚杂志,倒是可能有一些小资读者,比如许之远的《生活》,洪晃的《乐》。毕竟是中文,说得也并不总是自己一时半会儿去不了的巴黎米兰伦敦纽约的事儿。三里屯、梦工场什么的,比较容易看懂,虽然他们会抱怨杂志卖得贵。至于小小资和预备小资们而言,《读者》就显得非常实惠,花几块钱能自我感动好几个星期。

    同样,这些小资们对国内的音乐或者其他艺术形式作品的追捧程度与热情也远远不及其对洋货之十一。比如,某小资说,国内的交响乐团基本上没法儿听,听完了还得回家那了《企鹅经典唱片指南》中三星带花的国外某名乐团和名指挥的录音再听三遍才能把正确的感觉找回来。当然,柏林爱乐来中国,千把块钱的票又卖不起,只能诉诸盗版cd和光碟了。在还没几个人听马勒的时候,可以大谈马勒。当马勒比老贝老柴老莫还火的时候,便羞于谈论马勒,改听更现代派的音乐,现代得连谭盾的音乐与之相比都觉着像巴赫、海顿、蒙特威尔弟。当然,这算是比较靠谱儿的小资乐迷。尤其是在国外的中国小资。

    更叶公好龙的是杨绛先生曾经描绘的那些拿轻音乐圆舞曲当古典音乐侃的主,交响乐动静稍大点儿就嫌吵,受不了。还是软摇滚,爵士乐,和雅尼那样的new age等欧美流行歌和伪古典音乐等来得轻松自然,亲切一点儿。bob dylan,diana krall之类的,估计都已经过时,要诺拉•琼斯,比鸯丝什么的,要比格莱美奖评委们还要有前瞻性。当然,小资有时也爱怀旧。90年代末崔健跑到麻省理工学院演出,唱新歌根本没人搭理,唱老歌大家齐喊nb。这些蟹居美国的小资们主要不是来看崔健这些年有哪些变化和进步,或者是真正对重金属摇滚乐有何特殊兴趣,而是拿崔健和崔健的昔日形象当借口以便倾情回味80年代的自己。

    小资看电影,一般不能牵扯好莱坞,那叫商业性的movie,而是要看欧洲(最好是法国)的艺术性的film,最好是要吕克贝松、费里尼、基耶斯洛夫斯基,还要是他们早期导演的作品,所谓纯艺术的作品,较少商业气息。就连一度时兴的伍迪•阿兰片子都会被觉得太具纽约之土著与俗气。片子要讲究复杂,蒙眬,苦涩,压抑,清高,精致,玄妙,技巧,最好是看三次才能看懂大概意思,然后每一次再看都能受到心灵的震撼,感慨良多,见景生情,由人推己,掩面动容,一次用掉半盒“心相印”牌纸巾很轻松。外国小资们看张艺谋的东西大概也是这路脾气。越是朦胧稀奇、不着边际,越是容易觉得个性凸现,独特高级。就像外国小资会装模作样地看《红楼梦》,跟中国人侃guanxi, 中国小资也比照着外国电影或小说中的人物给自己起个洋名叫杰克牛,或者杨斯基。给美国公司做客服外包业务的印度小资们,也自称拉兹•汤姆,辛歌•玛丽,一边为你服务一边跟你聊波士顿的天气,抑或乔治•克鲁尼。

    当然,小资也不是完全不看国产电影,张元、贾樟柯,以及港台艺人王家卫、张曼玉什么的还是有一些铁杆儿小资观众的。而随着贾樟柯等获奖渐多,题材翻新分岔儿,也会逐渐遭小资唾弃。小资喜好买盘或者网上下载电影、电视剧。从《梦开始的地方》,《阳光灿烂的日子》,《贻笑大方》,到《动什么别动感情》,《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梦想照进现实》。因为多少受到些所谓高等教育的熏陶,小资们通常是既可以正色、高尚,也往往善于反讽,揶揄。小剧场话剧,应该说是小资们倾力追捧的时尚中比较少有的本土题材居多的东西,无论是经典,先锋,怪诞,搞笑,都市言情,还是愤青、民粹、新左派、伪流氓无产阶级。小资们可以随时为晦涩难懂而又相互矛盾的复杂情绪与对立思想而感动得落泪,但最对胃口的大抵还是温馨舒缓的玩艺儿,能使自己心里觉得热乎乎的,恰如当年托尔斯泰首次听到柴可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中如歌的行板。说到俄国小资,当年《两个人的车站》,《办公室里的故事》等电影也颇得小资知遇。

    小资穿衣,买不起大资们光顾的名牌,但也不能没有起码的格调,特色,与品味。可以在二、三线时装屋挑选比较适合自己性格和职业特点的牌子,可以是韩系,港台,也可以是广州深圳的,比如“淑女屋”。穿鞋不能再穿大众名牌如耐克、阿迪达什么的,要小众一些,比如new balance和clark,以及更加便宜的品牌,但要有独特的风格和设计。如果日本人发明的带有五个脚趾洞的袜子买到中国的话,大概应该很受小资喜好的。那多生活品味呀!反例也有。当年liz claiborne曾经是美国小白领们非常认同的一个服装品牌,职业,简约,时尚,价格适中。然而,到后来该品牌以加大号尺码出现于沃尔玛的时候,小资们便唯恐避之不及。当然,在国内,正像小资可能不在乎买盗版cd一样,他们也可能会光顾一些假冒名牌时装与手包,比较巧妙地以假乱真,既算一种自我调侃,同时也会暗自得意。就像莫伯桑小说《项链》里描绘的那样,谁不得撑着点面子呀。如此,北京秀水存在的意义可谓一石二鸟,中外小资一勺烩,相当满足其虚荣心和无需告人的秘密。

    一般而言,小资不爱参加群众性体育运动和接触性对抗比较强的项目。销品茂里结伴慢走,健身房里蹬跑步机,保龄球曾经风靡一时而又相对便宜,网球、游泳也相对容易负担得起,玩得花一点儿的也可以尝试骑马、射击,高尔夫比较贵所以只能偶尔猎奇。小资比较爱旅游,前两年时兴背包去张家界、九寨沟,现在是寻访丽江,香格里拉,或者到什么尚未大规模商业化开发的自然景观自助游去。小资吃饭,对健康风潮和文化时尚十分在意。要有小情调。最好喝红酒,喝啤酒是万不得已,即使喝还得是查士伯、科罗娜、或者百威、喜力。小资们不像中产阶级们那样有实力可以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餐馆,固定的桌子,吃自己喜爱的固定的菜品,但偶尔比较破费地大吃一次的话,得策划得要能吃出好几个月的好感萦绕、回味有余。当然,喝杯现场手工研磨的香浓咖啡还算是可以承受得起的奢侈。就连中学生预备小资们都可以比较经常地到kfc,弄杯可乐,吃一个蛋挞,感受一下生活中细节的美好与惬意。

    一个比较滋润的小资,一般不能太忙碌,不能担太多的责任,既要有小钱,又要有小闲,要有足够的时间和财力,去拓展和追求自己的业余爱好,审美情趣,隔三岔五地过把瘾,满足一下难以抑制的表现欲。即孤芳自赏,生动悦己,又小范围张扬,张扬的含蓄。比如,有些小伙子穿t恤衫领子一定要故意立起来,显酷。有些小白领穿上衣不仅要干净利落,还要在领子,钮扣,和兜袋之处灿烂出一些小花样,比如些许蕾丝,精巧胸针,一幔蝴蝶结,不能太扎眼,但绝对不会让同好者不注意。当然,视不同的年龄段、收入层次、和职业特点,准小资,过气儿小资,滥小资们,也会偏离标准小资必有的内敛与含蓄,要过于刻意地追求个性化,极度夸张地按摩其表现欲。野蛮者往淑女上整,淑女者往飒帅上整,飒帅者往匪气上整,匪气者往野蛮上整。要感觉有些似是而非,是自己,又有些不像自己,要每天都有新感觉,好好哇,耶意!

    回到三十年前的话,即使在那个生活色调单一,物质清贫匮乏的时代,小资们仍然有表现的余地。在我们郑州,就有哥们儿为了吸引漂亮女青年的注意,刻意留着好看的偏分头,身穿白色的确良衬衣,每周一早上乘坐一路公共汽车,从火车站坐到六厂,再从从六厂到火车站,拿一本英文书倒着看,口中不断念念有词:“i is a student. today is one day. i go on school.” 比较爱显摆的小资,去相亲也要表现一下自己的不俗。推车进院子,没人也要故意一串串地打着清脆悠扬的转铃,为的是让人们注意他刚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凤凰28大链盒自行车。当然,自行车后座上要夹上几本当时流行的书,比如《十万个为什么》。看见人家家里没人,就使劲一跺脚,为的是让邻居们看见自己擦得锃亮的皮鞋,时不时地还要很高地抬起左手腕子看一看,口中还要禁不住说到,“时间到了呀,怎么还没人,这上海表不会不准吧?”

    三十年过后,小资情节可能历久弥新,也可能是死灰复燃。因为网络给大家提供了满足表现欲的宽阔舞台,以及展现自我个性风采的无限遐想空间。您没看,当年的文学青年们,现在已经是文学中年。弄诗的弄诗,填词的填词,写小说,拽散文,整段子,不亦乐乎,仿佛进入第二次青春期。京剧票友们也不时要在同好者面前争相出些小风头 。这都是小范围的乐趣,似乎与世无争,尽情自得自娱。小资的幻想力也很丰富,偶尔也会设想一些情景感动自己。有时也幻想走出小天地,轰轰烈烈一番,成为英雄,为国捐躯,为民请命,凛然大义,英雄搭救美人,美人英雄奇遇。但真的机会来时,则可能退缩,畏惧,孱弱,逃避。他们最终无力抵抗社会与现实,主动或被动地隔离自己,缺乏大无畏的革命浪漫主义。

    就连许多愤青们,其实骨子里也会很小资的,只是不同场合要戴上不同的面具,并且自己可能丝毫不在意。比如,刚刚卸任的卡斯特罗,既可终日军装裹身,亦可世界名牌西服革履,到联大演讲,浑身上下洋溢着高贵华丽的资本主义。至少,卡斯特罗是一个有终极信仰和坚定自信的革命者,不用像小资或者愤青那样表现得非常刻意。仔细想想,愤青们热衷张罗的大多也是叶公好龙的事体,事要是真来了,他们不一定会真正参与。其实,正象自卑和自傲都是不够自信的表现,貌似愤世嫉俗的愤青们与貌似与世无争的小资们,不一定是两个极端点被同时戳在同一个谱系,而很可能是互相照应的两个侧面,同时构成一个复合混杂的矛盾体。小资和愤青都是不能完全踏实下来心平气和过日子的典型案例,都要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和褒扬自己,表现形式不同而已。在某个特定阶段,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里表,浑然一体。随着年龄增长,岁月推移,愤青情节可能会逐步让位于小资情趣。

    说来说去,小资的存在是有利于和谐社会的。他们终究是社会时尚的消费者和顺应者,其思想意识与行为规范以及生存状态与处事态度,不管是从正面,还是从负面,都不会对社会带来革命性的震荡与创举。自给自足,自娱自律。偶尔也关怀一下别人,意在怀恋、同情、并奖励一下若干年前的自己以及与之相伴的回忆、思绪、与感激。比如,我们北大国际mba的某位emba学员,少年多有艺术才华与人文气韵,后来经营媒体、品牌等商务,由小资而大资。自己开上了大奔,上下班也不忘到公交车站一带给来不及等车但与之顺路的人提供免费“搭便车”服务。嘉惠他人。感动自己。回馈社会,乐在心理。当北大西门当年一元一杆收费、车辆狂堵的时候,这哥儿们一张50元票子递给保安,很爽气地说,别费事,给我一次性放50辆车!小资情怀,大资手笔。

    作为叶公好龙者,笔者肯定难逃小资之嫌,比如自己从来不抽烟,但偶尔也会有一股难以抑制的冲动,想象着弄一只上好的古巴雪茄,像丘吉尔那样沉稳潇洒地叼着。但在下又绝对不是一个非常职业的标准小资。一个明证,便是迄今为止俺从来没有以任何形式看过也没有任何意愿要看张爱玲或者琼瑶的任何东西。

    (2008年2月26-28日于伊利诺伊州春田市)

    本文收录于马浩教授管理评论随笔集《叶公品龙》。华章出版社, 2008.

    马浩,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bimba商学院学术主任,马浩教授给bimba商学院学员讲授”管理决策分析与实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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