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mba思享】汪丁丁：人类创造性的两大前提 -凯发官网首页

最近，2016年1月28日的《自然》杂志（“mastering the game of go with deep neural networks and tree search”《nature》vol. 529，pp. 484-489）刊发了谷歌“深度心智”（deepmind）团队关于谷歌人工智能棋手以五比零击败欧洲围棋总教练樊麾的研究报告，引发国内外关于人类前途危机的热议——接续了库兹韦尔2005年的著名预言《奇点临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学存在时》（ray kurzweil，2005，《the singularity is near： when humans transcend biology》，viking books，2011年机械工业出版社董振华与李庆诚的中译本漏掉了这本书重要的副标题）。谷歌“奇点大学”在一份报告中预言，机器人将在2035年取代人类。

我在一篇冗长的论文里概述了人类创造性的若干重要条件（汪丁丁，2015年，“互联与深思”，《新政治经济学评论》第29期），其中有社会条件，此处不赘，不过，至少一位重要的机器人学家在达沃斯2015年“人工智能”论坛呼吁建构“机器人民主”（robots democracy）。

在奇点降临之前，目前人类达成的共识是，人类应尽力将自己转换为主要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智能生命——为此，他不必继续保持生物形态（通过在脑内植入互联网芯片），他甚至可以借助诸如“全脑连接网络”（human connectomes）这类技术复制他的全部生命体验（参阅 robin hanson，2016，《the age of em： work， love and life when robots rule the ear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人类何以具有创造性？我认为还是要返回康德的《判断力批判》。根据我的理解，康德在那本书里论证，人类具有两种判断力，其一称为“范畴判断力”——即判断现象甲是否属于范畴a的能力，其二称为“反思判断力”——即当已有范畴不能涵盖现象甲时提出新范畴a使得甲确实属于a的能力。这里，反思判断力的运用包含着创造性。康德指出，在任何实际运用中的范畴判断力，也常需要运用反思判断力，例如，他在一个脚注里描述过，法官判案，哪怕法典倒背如流也无济于事，因为这里需要的是实践智慧，也就是康德所说的判断力。晚近发表的关于创造性思维的脑科学报告表明，创造性的两大前提是：1）联想，2）判断。

关于联想与创造的关系，学术界普遍持有的一种误解是，发散性思考（diversified thinking）是创造性的唯一特征。根据我的思想史阅读，这一误解源于老资格的人格心理学家埃森克（hans eysenck）后期为补充他的人格两维模型而提出的第三人格维度——“精神质”（psychoticism）。老埃森克在英国的临床案例中收集了统计显著的发散性思考与原创能力之间密切关系的数据，并且，符合经济学家“没有免费午餐”的信条，他的数据表明，那些具有原创能力从而思维过于发散的人，与普通人相比，统计显著地更容易精神失常。何况，塞内卡早就说过，没有哪一个天才是不带着疯狂的。因此，现代心理学家倾向于将精神分裂症视为原创性演化的代价——人类演化生存既然需要天才的帮助，那么，人类就应尽可能包容天才陷入疯狂的倾向——伍迪艾伦的名言：天才不需要接受伦理道德的约束。

但是普通人即将被机器人取代！所以，学术界必须澄清的，是普通人而不是天才的创造性活动的心理结构。判断力，普通人的创造性需要两项前提，联想是其中一项，仅此绝不构成创造性本身，与联想相比甚至更重要的，是判断。每一个人的头脑，主要由前额叶承担这项工作，但还涉及诸如“场景记忆”这样的广泛脑区，每一个人的头脑都要为足够广泛发散的联想提供具有稳定功能的判断——由这些联想所得的千奇百怪的观念是否以及如何有助于求解目前困扰他的问题。一个人为什么要投入到折磨人的创造性思考过程中去？因为他如果不如此就注定了饱受他要求解的问题的折磨，那就意味着更大的痛苦。我常提醒周围的朋友关注自己的痛苦，因为如果一个人完全不能感受到自己的痛苦，他的创造欲望由何而来？这里，读者必须放弃关于原创思考的另一偏见——创造本身就是快乐。在人类演化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始终面临生存压力，除了通常受家庭保护的儿童和偶然受社会保护的天才，他们极少获得如此多的闲暇时间以致可以从创造本身寻求快乐。一方面，闲暇的头脑更容易产生与生存环境无关的联想——所谓“遐想”。另一方面，面对生存竞争的压力，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积累了充分的（即能让我们生存的）判断力（实践智慧）。

判断力或实践智慧，从康德的时代开始就被认为主要来自实践。在中国传统里，就是以“师徒相传”方式积累的实践智慧。注意，现代学堂取代传统私塾，或许最大的代价就是丢失了私塾的情感生活。梁漱溟概括中国文化的精髓为这样两项条件：1）相与之情厚，2）向上之心强。这里，与梁先生陈述的顺序相反，我认为相与之情厚应当放在向上之心强之前。师生之间缺乏情感交流，学校成为“传授知识”的场所，这是当代教育失败的主因——当代教育也因为支付了这一沉重代价而获得了教师的规模经济收益。所谓“小班教学”的教学效果，或“人文学院”（liberal arts college）的教学效果，一方面来自师生比例降低导致的更充分课堂交流，另一方面，我认为更主要，来自师生之间和学生之间可以有类似私塾那样的情感交流。因为，越来越多的脑科学报告支持这一判断：正是基于情感交流或场景记忆（通常认为是“历史感”的心理基础），知识得以永久地保存在头脑里。

囿于篇幅，这篇短文的结尾，我认为可以是这样的：与天才类似，高智能自闭症儿童之所以成为“自闭的”，是因为在他们脑的“右侧颞顶交”（rtpj）——位于“右利手”儿童的右耳附近面积与硬币相近的脑区——发育期间（也称为社会交往的“时间窗口”）缺乏“亲子交流”，从而产生超过限度的焦虑感，于是压抑了儿童的其它欲望（包括求知欲望）。也因此，我多次撰文提醒年轻父母关注“亲子交流”。

由此，我的关于人类创造性的论述就可转向创造性的社会条件。当然，那是另一篇短文的主题。

作者为财新传媒学术顾问，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为国发院旗下的bimba商学院 emba讲授《转型期中国的企业问题与人生问题》课程。

本文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