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壮：商学院要中西合璧，文化融合是关键 -凯发官网首页

采访|本刊记者 陶卫华
撰文|本刊记者 史亚娟

“国际化”不是bimba的特色，而是基因

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bimba“国际化”不是特色，而是源自骨子里的基因。

bimba是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mba项目。那时国内对mba还一窍不通，几乎是清一色的经济学课程。教授们便把合作办学的美国26校商学院课程表放在一起，设计出一个适合国情的课程体系。当时的老师90%以上是美国商学院外教。

一年后，我们提出“北大传统、中国特色、国际接轨、世界一流”16字办学方针。

直到2004年我去了西点军校与其建立关系，提出了3c校规——素质、品格、承诺。为什么要强调这三点？因为-当时中国正处于改革起飞阶段，对人的素质和品格不是特别关注，我们感到除了关注人的知识外，必须把素质、品质提升上去。2009年我们又把西点军校另一理念——“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也不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引进bimba，是针对商界不诚信、没有信任的情况提出的。

bimba商学院联席院长杨壮教授

那么bimba如何发挥“北大特色”？

首先， “北大人”是bimba北大特色之一。北大特色体现在北大的人文精神中所提倡的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是bimba学生与其他商学院的最大不同，也是当下商学院人才培养的核心点。

其次， “北大国发院人”是bimba北大特色之二。“北大国发院人”含义是，在北大人文精神的基础上，更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政治的发展。尤其要关注整个改革开放所强调的几个基本点：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法治而非人治；思想上的多元而非单元。体现在企业家学员的培养上，我们会教育他们多关注国家宏观经济发展，以及宏观经济环境和生态的发展。所以，北大国发院独有的思想体系和教育方式方法，促成了bimba不同于中欧、长江等商学院的第二大特色。

bimba创建至今，分emba和mba两部分。mba前十年请的多是美国学校的老师，后十年请的多是欧洲学校的老师。从这点看，bimba有些像中欧。兼职班老师多来自国内，课程设置细致中道，包含金融、市场营销、企业战略和领导力等内容。

而以上课程本身就带着鲜明“国发院特色”，做到了与周其仁、林毅夫等经济学家对当下企业看法的融会贯通。这些教授们常展开对中国经济发展走向的分析，他们要求mba学员不仅要懂微观管理，更要懂宏观大势，这与其他商学院也不一样。

最后，“bimba人”鲜明国际化视角，是北大特色之三。1998年bimba第一个国际项目诞生时中国还未真正走向国际。2007、2008年后，中国各商学院都走向国外。bimba则坚持国际游学，把国外案例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亲自考察卓越的国外品牌企业，深入研究它们的经营理念、战略和思维，以及价值观，回来后再针对中国国情、结合中国企业面临的挑战，去反思进而去伪存真，做到课程与企业实践融会贯通。

商学院不可缺失主流价值观

商学院顾名思义本质是“商学”，但商学永远处于人类生态环境中，无法摆脱政治、经济以及社会主流价值。所以商学院必须在重大问题上坚持自己的价值观。

价值观选择的过程就是价值判断的过程。面对社会诸多复杂问题，如政治、经济、环境污染、道德准则等，个人乃至商学院本身都要面临如何选择。

老子《道德经》讲了两个道：天道和人道。天道是符合自然规律，符合人类本性。没有天道人道就是空谈。而天道的核心便是良知，没有良知，个人做的很多事都是违背自己意愿的。遗憾的是，当下商学院的企业家学员或知识分子队伍中，不乏为一己私利做出利欲熏心之事的例子，这就从本质上违背了良知和天道。bimba如何引导学员建立正确价值观？那就是明确自身价值观的核心，做正确的事。

除“不撒谎、不欺骗、不偷窃，也不允许别人这样做”，我们也提倡稻盛和夫的“敬天爱人”，即利他经营。利他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他，而是在恰当时追求双赢，不在商业争斗中让对方永无翻身之地，对竞争对手留有余地，关键时甚至救他一把。“敬天爱人”是稻盛坚守的信条，他一生帮了很多人……不把对方逼入绝境，也是在给自己留余地。这是做人的大智慧、经营的大智慧，因为敬天爱人最终受益的是自己。

我强调“敬天爱人”，是想提醒中国企业家，若在工作生活中只想到自己，终会让企业变得涣散，助长人与人间的不信任。而国人最缺失的就是信任，下属不信任上司，上司不信任下属；老百姓不信任政府，政府不信任老百姓……这样的信任缺失比比皆是，已演变为一种社会病症。

另一值得警惕的是，当下很多人把商学院看成富人俱乐部，这不是bimba所倡导的。尽管很多人上商学院就为找圈子，但来bimba的多以学习为主。学习是为拥有智慧，把握思想和提高判断问题的能力。bimba以领导力和自我认知为擅长，自我认知就是要引导学生对自己做了什么，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认清楚，找到自己的长项和短板。

bimba不是培养企业家，而旨在培养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所谓“企业家精神”，就是思想自由，敢为天下先、敢于反潮流；敢于做自己喜欢的、擅长的事，且持之以恒、永不放弃。但他能否成为企业家则取决于诸多因素：必要条件是个人足够努力，个人的性格特质；充分条件则来自外界的环境和机会。

中西合璧才能走得长远

更远的未来，伴随着90后加入商学院群体，中国商学院才算真正步入正轨。面对大批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在海外市场拓展业务，未来10到15年，商学院重点研究的题目将是：如何做到中西合璧。

我们早在2003年便开启了中西合璧的研究和教学方法，开始了孙子兵法、孟良崮战役、四渡赤水等实地考察课程；2004年5月，与西点军校建立关系，将西点军校管理思想和方法运用到中国管理实践中，增设中国经济学理论、现象、政策等课程。经济研究中心则每季度给学生提供中国经济现状和前景预测，将中西方理论结合，立足于中国人文环境。

如何做到中西合璧？文化的融合是关键因素。美国华裔第一神探李昌钰有这样一句话：“我多年遵循一个原则，做人要按中国方式，做事要按西方方式”。我深刻领会这句话的强大力量。中国式做人，指人与人之间有人之常情、要相互包容、有情感交流；西方式做事是指要严谨、科学、程序、细节。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也缺一不可。既不能做事时滥用人情，也不能只有西方式做事方式而缺乏人文关怀，否则会累积严重矛盾、冲突。

老子、孔子、孟子等传统思想和文化里面，基本的做人方式方法、人和人间的关爱、坦诚相待、互相支持、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都是中方的宝贵财富。西方财富带给我们的，是科学的体系、严谨的逻辑、数量化的分析方法。

中国商学院未来要做的一定包括：认真研究中西文化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找准中西文化融合的点；深入研究中国企业经营案例，挖掘融合中西管理思想的标杆企业；组织学生国内和全球游学，了解国内外创新企业及其诞生环境、机制和因素。

而中国商学院走出去也将成为趋势。近几年我们在不断总结游学经验，游学已从原来集中在美国、欧洲延伸到日本、韩国、印度、土耳其、埃及等。每个国家都有一个研究重点，有的国家研究领导力，如欧美；有的国家研究管理模式，如日本丰田；有的国家研究创新，如瑞典和芬兰；有的国家研究文化，如埃及、土耳其、希腊、印度等。

游学使学生学到了国内课堂学不到的知识，游学中能产生很多感悟，并能对深层次问题展开反思。2008年的印度游学就是一次难忘之旅-。印度社会呈现很多极端：一边是极度贫穷的贫民窟，一边极度奢华的富人区；一边是社会变得日渐商业化，一边是精神世界极度丰富，充斥着各种哲学和理念。我们在当地买了很多书，如奥修的书，他书里就提到了自信、自力、自觉、独立、老子等各式各样的理念。

企业家如果想出去走一走，美国、英国、以色列这些国家各方面相对完善，硬件强、软件也强，其中英国软实力世界排名第一。我们的学生最近就对英国产生了兴趣，他们喜欢英国的文化，百老汇喜剧、歌舞剧都源自英国，它们在意识形态、创意方面都很强。

企业家若想学创新，可以选择美国硅谷、以色列、瑞士；想了解工匠精神、精益制造，日本、德国值得去看；想看后发国家的起飞，就去韩国和中国台湾；想学习文化、奢侈品，就去法国、英国、北欧。

企业国际化的深层思考

近十年中国企业在经营管理、走出去方面做出了一些成绩，但我认为中国企业取得的成就，是在中国的特有人文环境下。而且中国人文环境和市场环境很特殊，与其他国家不具可比性，而管理必须和社会人文、科学紧密相连。

所以，中国企业的经营方式，可能只适合中国的人文与国情，拿到国外未必合适。况且中国企业折射的很多企业家精神、人文素质、经营方法，也多从国外借鉴而来。与此同时，中国还是人治国家，而国外很多国家已达到法治。人治下的企业到法治国家展开经营将出现很多冲突。

但我们与国外唯一不同的是，中国人的勤奋就是中国人的动力，中国人自己就是改变命运的动力，这同样源自中华民族特有文化基因。

事实上，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家身上也有很多值得国外学习的闪光点。如任正非，他的艰苦奋斗、，引领华为国际化一步一个脚印，敢于让华为员工走出去不断探索、试错、失败、再试错，最终站起来，敢于到西方人不屑去的非洲小部落建基站……这种敢为天下先的企业家精神，在企业家群体中很少见。

除艰苦奋斗，中国企业家走出去后体现的随机应变能力也值得称赞。尤其在改革开放后，企业家首先自己走出去，回国后又能很好地学以致用。中国文化的一大特质是“善于拷贝”，在某种程度上先学会拷贝再慢慢原创，也是一项重要能力。

若想将这些优秀企业家精神对外输出，首先必先解决传承问题。任正非已经80岁，海尔张瑞敏也已年过七旬，这些靠强人打天下创立的企业，当第一代企业家老去后，如何保持优秀企业持续发展的创新能力，值得深思。如若无法解决传承，“中国经验”必将很难输出，或输出一段时间就消失殆尽。

本文来源：《中外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