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中国经济的转型不是靠周小川要靠柳传志 -凯发官网首页

日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发表演讲时提出，中国经济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靠的是自由、法治带来的稳定预期，靠的是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张维迎说，中国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拥抱亚当斯密和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

张维迎说，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内生增长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产业结构的变化。在这个理论下的政策诉求一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第二就是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中国甚至在全世界，变成了长期的经济学。其政策含义是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但这个理论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gdp组成的，可以任意加，比如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

张维迎提出，这些理论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中国现在需要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个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不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然后经济就越发展。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不断的进步。

张维迎说，亚当斯密本人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的人的因素，他加进去了，就是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面提出的观点。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

张维迎提出，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当中究竟做了什么？其实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均衡，或者说创造不均衡，或者说创造新的潜在的均衡点。

张维迎说，接受这个理论，再分析一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或者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30年过去之后，套利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发展就要靠转到另外一类的企业家，主要靠创新。

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张维迎提出，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这样，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他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如果一个国家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企业家创新，这个创新一定会失败。因为这是假设政府的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

同样宏观刺激政策，有制造周期的能力。张维迎说还没有看到它有真正的反周期的能力。或者说制造周期的概率远高于反周期成功的概率。

因此，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来源于 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