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智库》林毅夫：在“换道超车”型产业上，我国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 -凯发官网首页

今年上半年，辽宁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998.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6%。作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辽宁产业门类齐全、工业体系完备，在国家产业布局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

[图片] 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新华社樊雨晴 摄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林毅夫认为，辽宁要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根据现有不同产业的特性来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不断将其比较优势转化为竞争优势。

近日，就如何立足比较优势，实现辽宁高质量发展等问题，库叔专访了林毅夫教授。本文为采访内容整理。

文 | 胡梅娟 李亚飞 瞭望智库

立足比较优势，实现高质量发展

实现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

为此，一方面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另一方面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新发展理念包括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实现上述五个目标，首先要按照比较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

[图片] 上世纪80年代，广东省深圳京华电子厂的工人正在收录机装配线上操作。图：新华社记者李长永 摄

以深圳为例，它是如何从上世纪80年代的小渔村转型升级为当前引领高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城市的？

关键在于深圳从比较优势出发，最初利用当地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先行发展劳动力密集型的“三来一补”产业，按照“小步快跑”的方式，保证每一步发展的产业符合当时的比较优势，从而有竞争力，有竞争力后实现资本积累，比较优势发生变化，产业就可以顺利升级，真正实现“积小胜为大胜”。

同时，因为产业及其产品有竞争力，经济发展快，财政税收就增加得多，而企业又有自生能力，不需要财政补贴，政府就有更多的“精力”去解决地区差距、城乡差距等补短板的“协调”问题。并且，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企业有能力和意愿去遵循环境法规，采用绿色技术来生产，政府也会有意愿来落实环境法规，实现绿色发展。

如前所述，如果企业（政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一定是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必然是开放发展。

此外，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能够更好地在初次分配的过程中实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在二次分配的过程中让政府以最大能力解决收入不平等的问题，相当于是共享的发展。

所以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是抓手，必须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后面的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才能水到渠成。

高质量发展的第二个方面是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当前，中国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是全世界90%以上的国家的第一大或第二大贸易伙伴。按照市场汇率计算，我们是第二大经济体，作为第三大经济体的日本，其经济规模不足我们的三分之一。

过去中国经济被认为是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从出口数据来看，我国出口占gdp比重最高的年份是2006年，比重为35.4%，到2019年也就是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前一年，该比重降为17.4%，也就是国内生产的产品已有82.6%在国内循环。这基本上反映了经济的两个基本规律。

其一，现代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很大，国内的市场越大，在国内循环中的比重就越高，国内市场越小，就越需要出口。

例如，2019年新加坡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104.9%，当然一方面是由于它的出口产品当中有些是靠进口零部件，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新加坡是小型经济体，人口规模只有700万人，当制造业达到规模经济以后，大部分产品必须卖到国际市场去。

而中国的大部分产品可以在国内消化，所以我们最高的时候也只有35.4%的比重，只有新加坡比重的三分之一左右。

其二，服务业比重越大，不可对外贸易的经济比重就越大，对外贸易的比重会下降。例如，2019年美国出口占gdp的比重是7.6%，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小，但按照市场汇率计算，美国经济规模比中国大，其出口比重只是中国出口比重零头的主要原因是美国80%的gdp是服务业，而服务业当中很多是不可贸易的。所以服务业的比重越高，不可出口部分的“分母”越大，可出口部分的“分子”比重就小。

因此中国的出口比重从2006年的35.4%下降到了2019年的17.4%，与此同时，中国服务业比重从2006年的41.8%提高到2019年的53.6%。

展望未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收入水平的提高，经济体量会不断增加，服务业占比也会提高，出口比重就会降低。

因此，中国提出的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政策方针，实际上是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表现。

那么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还重要不重要？

其实还同样重要。

因为如果要让我们的国内循环的比重更高，经济就必须继续发展，经济发展了，我们在世界上占比就会更高。同时，服务业的发展与人均gdp水平成正比，人均gdp增长越快，服务业的占比就越高。要快速发展经济，提高人均gdp的最好办法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

对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在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把它变成竞争优势，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对于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尽量利用国际资源。对于进口的高科技产品，我们需要跟踪，具备做“备胎”的能力。但是，只要买比自己生产便宜，就还是要买，万一被断供了，可以迅速以“备胎”作为正品来生产。

如何让企业家按照比较优势来进行选择？

怎么让企业家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进入什么产业，并且进入一个产业以后能够自发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从新结构经济学来说，需要有两个制度安排：一个是要有“有效市场”，一个是要有“有为政府”。

一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由其要素禀赋结构决定的，如果劳动力多，资本少，就会引导企业家进入到能够充分利用劳动力、少利用资本的产业，并采用多利用劳动力、少利用资本的技术来生产。

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资本变得相对丰富，劳动力变得相对短缺时，价格信号就会引导企业家进入到多用资本、少用劳动力的产业，进入产业以后，更多地采用资本替代劳动力的技术来生产。

要实现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必须有一个能够准确反映各地要素禀赋结构丰富程度的要素相对价格体系，这样一个相对价格体系，只有在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才能够获得。

在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有许多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当时，采取了“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的渐进双轨制改革，政府给予企业必要的保护补贴。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本迅速积累，很多在改革开放初期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现在基本上具备了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政府就不需要再继续补贴。

所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消除在转型期遗留下来的各种扭曲，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市场就会引导企业进入到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

除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也非常重要。

按照比较优势，经济发展、资本积累会很快，原来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和技术就会失掉比较优势，需要升级到新的产业、采用新的技术。这样的结构变迁过程，必然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需要有企业家先行先试，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

如果失败了要承担很大的成本，让后来者知道这样的产业和技术不合适。如果成功了后来者就会跟进，市场就会竞争，先行企业家就不会有超额利润。这样，“聪明的企业家”就会等其他企业先行先试成功以后再进入。可是如果没有企业家先行先试，就不会有新产业、新技术出现，经济就不会发展，这就需要政府给予先行企业家必要的激励。

发达国家的专利就是给先行企业家激励的一种制度安排，发展中国家利用“后来者优势”以引进、消化、吸收作为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来源，不能给专利，但是，需要给先行企业家必要的激励，以鼓励他们先行先试。

另外，先行企业家是否能够成功，除了进入的产业是否符合当地新的比较优势之外，还需有和新产业相配套的基础设施、金融支持，具有新的人力资本等。这需要政府针对产业的需要给予必要的支持。

追赶型、领先型与“换道超车”型产业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

以辽宁为例，应怎样利用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来支持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发展呢？

一方面必须深化改革，消除各种扭曲、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另一方面必须根据经济发展、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因势利导新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的发展。

对于市场和政府关系的定位，新结构经济学的主张是，市场有效以政府有为为前提，政府有为以市场有效为依归。政府作为的目的是让市场有效，当存在市场失灵时，政府缺位，不帮助企业克服，就是政府“不作为”；如果政府的作为超过让市场有效的界限，政府就越位，成了“乱作为”。

2022年辽宁人均gdp是6.88万元人民币，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但是，已经超过1万美元，距离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13205美元已经不远。新结构经济学把辽宁这样的中等收入地区现有的产业，根据所用技术和世界最前沿技术的差距、是不是具有比较优势、研发周期长短等三个标准，分成五大类型的产业。

第一类是追赶型产业，这类产业我们有，比我们发达的国家也有，我们还处于追赶发达国家的阶段，比如辽宁的汽车产业；

第二类是领先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拥有的技术已经在世界上处于前沿水平；

第三类是转进型产业，该类产业我们过去有比较优势，但现在随着资本积累、工资增长，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生产加工需要转移到劳动力密集的、工资比较低的内地或是海外；

第四类是“换道超车”型产业，在该类产业，我们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且研发周期比较短、需要比较密集的人力资本投入，这其中的典型代表就是数字经济、人工智能；

第五类是战略型产业，该类产业研发周期特别长，资本投资特别大，涉及国防安全与经济安全，比如像沈阳飞机工业集团（以下简称沈飞），生产新型号的轰炸机、歼击机等需要20、30年甚至更长的研发周期。

在这五类产业当中，追赶型、领先型与“换道超车”型产业都是具有比较优势的。比如，对于追赶型产业，我们在中低端环节有比较优势，这些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都有需求，我们需要做的是提高产品的技术和价值含量。

对于追赶型产业通常采用新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的方式，具体措施包括通过购买引进含有更先进技术的设备、招商引资、海外并购以及设立海外技术研发中心等，来推动追赶型产业的升级换代。辽宁拥有世界一流质量的工人群体，在吸引外商投资方面就具备人才优势。

对于领先型产业，如果要继续保持领先地位，就必须自己研发新技术、新产品。研发成功的前提是必须在相关领域的基础科研有所突破，但由于基础科研的前期投入大，取得突破困难，而且，突破后会发表论文，成为公共知识，企业不太愿意投入，需要政府给予支持。比如，对于国际领先产业，可以建立国家实验室、省实验室，或者支持大学和企业组成产学研的合作，来研究新技术开发所需要的基础理论。

过去我们依靠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发展了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成为了世界工厂，产品进入到全世界的市场。现在随着工资上涨，比较优势逐渐丧失，成了转进型产业。对于转进型产业，一部分企业可以升级到“微笑曲线”两端去经营品牌、产品研发、品质管理或是市场渠道管理等具有高附加值的环节，还有一部分生产加工环节可以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区。

对于“换道超车”型产业，其特性是需要大量创新型人才，对人力资本要求很高。辽宁拥有100多所大学，在高人力资本人才方面相对而言，拥有比较优势。而且，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有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市场，同时，硬件配套最齐全，如果需要硬件，从产品概念到成品所需的时间会最短。

比如，特斯拉在美国制造新能源汽车花了十几年，只不过生产两三万辆，到上海投资之后，短短一年就建成了生产线，第二年汽车产量就达50万辆。辽宁有高人力资本、人才多、硬件配套能力强的优势，政府可以在创业方面发挥引导和支持作用。

比如，政府可以设立梦想小镇，或把一些老工业基地空闲出来的工厂提供给有新思想新理念的创业团队。政府可以鼓励风险投资，并配套一定额度的引导资金，助力创业的投融资。在“换道超车”型产业上我国已经有许多成功的例子，比如我国和美国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一直位列全球前两名。

另外，美国现在下载量最大的5个软件中有4个来自中国的企业，在这个产业上我国有人力资本多、国内市场规模大、硬件产业配套齐全的优势，可以大有作为。

最后，对于战略型产业，目前我国尚不具备比较优势，企业不具有自生能力，但是，其产品和技术为我国的国防安全和经济安全所需要。对于这类产业，一般中央财政会给予某种形式的补贴来支持其发展。地方政府可以借力战略型产业，来发展在当地具有比较优势的配套产业。

同时，辽宁有些技术很密集的战略型产业，可以结合国内国际市场的需要，生产技术要求不是那么高的适销对路产品，获取丰厚的利润，反过来支持战略型产业的研发，我称其为“反弹琵琶”。例如，上世纪80年代沈飞生产的空调机，质量特别好，当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

本文来源：瞭望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