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锋：十九大后中国经济的前景与挑战 -凯发官网首页

中共十九大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命题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将产生怎样影响？下面从四个方面探讨这个问题。第一，十九大新判断新在哪里；第二，从改革开放推动经济超预期发展角度，分析十九大新认识、新思想、新命题的实践源泉和客观条件；第三，对现代化前景进行展望；最后，探讨实现现代化目标面临的困难挑战及需要实施的一些改革措施。

• 十九大的“新”

十九大提出新命题新判断特别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历史方位新时代。1987年中共十三大确立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命题，此后被中共历届党代会坚持和重申。十九大指出，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历史定位没有变，但是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二是主要矛盾新转变。社会主要矛盾从早先“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意味着人民“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满足人民需要的制约条件，也由早先发展水平很低。转变为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

三是发展步骤新安排。把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30年分为两个阶段：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2050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与十三大“三步走”设想到下个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设想比较，十九大新安排意味着决策层将致力于提前实现现代化目标。

历史方位判断、主要矛盾概括、发展步骤安排，都属于中共十四大全面阐述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内容。十九大有关新表述及其背后研究支持工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语境中，显然具有重大理论创新含义。

• 超预期发展的实践源泉

为什么要有这样的新命题、新判断和新安排？三十年前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命题有其特定客观历史依据，主要是考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严重落后的国情特征。一是人多底子薄，人均gdp居于世界后列；二是八亿人口在农村，基本用手工工具搞饭吃；三是工业、区域、教育科技等方面发展不平衡；另外在生产关系方面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还不成熟，在上层建筑方面建设高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所必需的一系列经济文化条件还很不充分。过去几十年改革开放体制转型，推动取得经济发展超预期成就，同时也带来早先难以预料的问题，为十九大认识提升创新提供客观动力和条件。另外考虑到2020年有望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根据社会长期发展战略规划“远粗近细”的原则，十九大也要对现实国情提出新分析新判断，对未来发展做出新安排新规划。

与上世纪80年代比较，我国人均收入处于世界后列状态发生较大程度实质性改观，人均收入已经成长为中高收入国家，但是发展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因素仍然突出。工业整体普遍较为落后面貌也发生较大程度实质性改观，东部地区已经基本完成工业化，全国整体而言也已处于工业化后期阶段，很多重要工业品产量和出口都已名列前茅，但是工业发展也面临污染严重与结构提升压力。“八亿（人口）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格局发生较大程度实质性改观，农业劳动力比例从改革开放之初的70%下降到2016年的28%，在大规模城市化过程中成功解决传统粮食供应紧张问题，居民膳食结构得到前所未有改善，但是也面临食品安全、农业污染、户口和土地制度改革滞后等方面困难。

中国经济超预期发展成为推动进入21世纪后全球经济格局快速转变的最重要单个因素。过去十余年，中国在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方面超过美国成为最大增量贡献国，较大程度由于中国因素作用，g7国家与金砖国家、发达国家与新兴及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作用发生某种相对地位置换。经济基本面条件转变推动二战后形成的由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架构，通过存量和增量双重改革调整方式发生历史性演变，一带一路、亚投行、g20杭州峰会、人民币加入sdr等标志性事件显示，中国在国际经贸领域已从早先系统接收国际规则，转变为参与国际治理架构改革创新并发生积极作用。

• 现代化前景展望

十九大规划了我国现代化冲刺的发展远景。从经济角度也可以对现代化前景给出一些粗线条的展望和预测。一是人均收入追赶。目前中国的汇率衡量人均gdp是美国的15%左右，到2035年，我们大概能达到美国的35%左右，2050年达到50%左右。用购买力平价衡量人均gdp，2035年我们会达到美国的50%左右，2050年达到65%左右。

二是科技与产业创新发展。过去20年中国r&d总量及其占gdp比例持续快速提升，2016年达到2.12%，接近世界平均水平。估计到2035年基本现代化时将达到近3%，接近美、德、日等主要发达国家目前水平。依据官方制造业长期发展规划，2025年中国制造业有望进入世界第二方阵迈入制造强国行列，2035年中国制造业将位居第二方阵前列，2050年前后成为具有全球引领影响力的制造强国。

三是城市化推进。城市化推进包含了常住人口城市化率提升和户籍人口城市化率趋同两重含义。预计我国的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到2035年将达到65%-70%，超过世界中高收入城市化率，届时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能否基本放开户籍管制仍有不确定性。2050年常住人口城市化率达到75%-80%，接近高收入国家城市化率平均水平，户籍制度有望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四是民生改善。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提高，我国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从改革初0.6-0.7的高位下降到2016年的0.3左右。到2035年估计会达到与日韩大体接近水平（0.13-0.14），到2050年下降到0.07，与英美水平接近。

• 迈向现代化若干改革议程

如领导人所言，不是敲锣打鼓就能迎来现代化。提前实现现代化目标，必然面临艰巨的困难和挑战，需要多方面努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并在关键领域取得预期突破，完成健全和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任务，仍是实现整体发展目标的“关键一招”。

• 迎来宏观新周期需要实施结构性改革

下图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经历了三次比较完整周期与四次下行调整阶段，目前大体处于最近一轮下行调整的探底阶段并酝酿周期回升。2016年以来经济运行表现显示企稳回升动向，然而系统观察可见经济增长仍难以很快走出下行调整进入景气阶段。这一轮经济下行调整时间特别长，背后有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结构调整，创新型企业和新业态在生机勃勃地成长，然而其相对体量仍难以推动80万亿元巨型规模经济进入宏观周期运行新阶段，新旧动能转换是一个较长演化过程。另一方面原因更值得关注：由于一些领域的体制局限和机制扭曲，本来有可能释放的增长潜力受到抑制。宏观经济进入景气成长新阶段，固然需要适当的短期宏观经济政策支撑，同时也要通过深化改革解决关键领域体制机制问题。

观察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表现，以下几方面现实矛盾制约增长潜力有序释放。一是海量储蓄与资本形成能力不足的矛盾。我国国情目前阶段性特点是拥有大量储蓄。从经济发展规律看，一国特定时期经济产出在满足当期消费后产生的国民储蓄可用来投资，如果投资合理并形成高效资本和产能，未来国民收入和消费水平也能相应提升，成为经济长期增长的宏观机制之一。近年我国居民消费保持较快增长，同时仍拥有大量国民储蓄，本质上是有利于经济短期增长和长期追赶的积极条件。然而由于近年我国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相对乏力，海量储蓄与投资相对疲软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基本宏观矛盾之一。

二是住房需求回升跟供给之间的矛盾。房地产投资是吸纳国民储蓄的最重要经济部门之一，它的增长波动对于宏观经济具有特殊意义。在宏观经济下行调整压力较大的情况下，房地产的需求增速总体仍能保持在较高水平。然而在行政垄断供地体制下，城市政府倾向于减少土地供应打高地价增加财政收入。市场住房需求增长与垄断供地减少的结构性矛盾拉动房价过度飙升，倒逼政府实施前所未有严厉调控措施。体制扭曲导致的行业发展失序给经济增长前景带来不利影响。

三是工业需求回升与供给弹性下降之间的矛盾。最近经济运行有一个异常表现，部分上游工业部门在需求回升背景下供给响应能力显著弱化，价格飙升与产出增长疲弱并存，形成市场讨论的所谓“类滞涨”现象。其背后有多重成因的：行政去产能限制供给反应，面对生态红线不得不实施最严格环保监管，对潜在需求与有效产能的估计判断偏差，限制或禁止行业产能投资等等。

四是体制扭曲诱发金融风险。多年楼市、股市、地方平台融资现象显示，由于体制关系尚未理顺，必要融资往往采取歪曲方式实现，并集聚放大风险，倒逼监管部门整肃。调控虽然有短期效果，然而在体制扭曲的环境下，增长需要容易诱致再次金融无序扩张，形成金融“套利-风险-整肃”的轮回循环。

深化改革促进有效投资释放增长潜力，短期是推动宏观走出下行调整周期关键路径，长期则有助于实现十九大加快现代化目标。因而要深化城市建设用地行政垄断体制改革，增加土地供给灵活性和价格弹性，根治房地产泡沫同时更好满足住房需求并释放增长潜力。要放松制造和服务业投资管制，扩大制造和服务业对外开放，释放非国有部门投资潜能。对钢铁等行业加强排放监管是必要的，不过在投资准入也需考虑放松管制，利用新投资提升环保水平，让市场决定合理产能与供给增加量。

• 国企改革的必要性

从资本回报率比较的角度，看一下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必要性。近年我国工业资本投资回报率显著高于日本，和美国不差上下。但是观察其内部结构，2016年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差不多是国有企业的三倍。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创造利润最高的六个部门，国企方面都属于基本行政垄断或垄断程度较高的行业，并且与民营企业利润贡献最大六个部门之间没有一个交集。由此可见，几十年国企改革虽取得很大成效，然而从不同市场主体竞争能力和利润创造能力方面观察，国企整体仍没解决靠资源行政垄断、靠准入管制吃饭的体制性局限。从这个角度看，国有企业改革任重道远。国有企业拥有大量资源，国企提高利润率与资源利用有效性，不仅直接影响未来经济成长与追赶速度，也会影响未来社会保障等基本民生问题的有效解决。

• 非经济领域的改革议程

中国加速现代化不仅面临经济领域改革创新任务，某种意义上在政治领域、国际观和价值观方面改革完善方面任务更重和挑战更大。

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惩治腐败、确立新领导核心等方面都取得实质性进展，然而改革完善政治体制也更趋重要与紧迫。如何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把依法治国、依宪治国落到实处，在制度上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和权力的有效监督，使中国特色权力交接在制度上更加完善，都是我国未来政治体制改革将面临的复杂议程和艰巨挑战。在国际关系方面，从早先接受规则到参与治理再到合作创新规则，中国在管理和引领外部环境演变上面临多方面新挑战。包括管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外部环境的困难，管理中美大国关系的困难以及管理周边邻国关系的困难。现代社会观念趋于多元，如何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方针，站在时代高度回应有关经济、政治、历史、国际诸多问题的互联网争议并凝聚新共识，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真正落到实处，是建设现代化社会的又一挑战。

几十年改革开放体制转型释放增长活力，推动国情条件发生超出预期转变，中共十九大因势利导提出“新时代”新命题与现代化新目标。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意味着未来发展问题界面与内涵更趋多样与丰富，然而观察现实形势，至少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之前，坚持全面深化改革仍将是推进“新时代”发展的最具有挑战性任务。以健全完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为基本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国际观与价值观提升完善相互推动，是我国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必然路径。这个历史进程不仅关乎十几亿中国人的利益，也关系到全人类的福祉，并将给市场提供前所未有的商业与投资机遇。